2026年1月17日，第二十七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内需主导，聚力增长，开启‘十五五’新征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刘俏以《如何提升居民消费》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刘俏深入解析了“中国居民消费率之谜”：我国居民消费的GDP占比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人均实物消费量却远超全球平均，部分商品甚至超过美日。这一矛盾的核心在于低价格与消费结构失衡，强大产能引发的激烈竞争导致产品低价低利润，进而限制居民收入增长，形成结构性循环。他强调，提振消费的政策应真正作用于居民内生消费决策，将“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他建议，政策应优化GDP核算导向，增加居民收入与消费率考核指标；通过分配制度改革、财产性收入提升、新型城镇化等举措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升消费支持力度；推动企业从“规模扩张”转向“创新驱动”，结合出海战略改善盈利与分配。同时，他以电子消费券为例，强调应包容消费领域创新实践，以系统性改革激活居民消费内生动力，为经济增长注入持久动能。

一

中国居民消费率之谜

评估中国消费的现状，一个直观矛盾在于数据与实物消费存在的“温差”：按照价值量计算，我国居民消费率占比仅为40%左右，比发达国家平均低近20个百分点；但若观察实物消费量，情况则大不相同。美银证券近期的一项研究为此提供了注脚：在人均蛋白质摄取量上，中国已超过美国与日本，达到美国的1.06倍，显著高于全球均值；人均蔬菜消费量更是达到美国的3倍。从“物”的层面，我国人均实物量的消费远超全球平均。

这正是“中国居民消费率”之谜：以价值量计算的居民消费明显低于以实物量计算的居民消费。这一反差，不禁令人思考：中国居民消费率是否被低估了？ 解开此谜题的关键，在于理解其背后的低价格以及消费结构特征。

第一，低价格。食品餐饮、服务消费、公共消费乃至电动汽车等消费品价格，仅为美国三分之一。消费实物量可观，但价格因素导致居民消费率未能完整反映真实消费情况。

第二，消费结构。服务消费占比较低，餐饮、交通、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开支占比远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全球平均值。

二、

打破低价格、低利润、低收入的

结构性循环

低价格的形成源于强大的产能基础：我国生产了全球65%的电动汽车、70%的手机、85%的空调压缩机、55%的重工业造船吨位数，农产品领域更占据全球60%的鱼子酱、80%的松露产量。强大产能将供需关系向需求方倾斜，带来了低价可能。

但低价格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扩大内需与高质量发展是否有价值？当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达30%，远超美国；按现有增速，制造业年增速将比全球平均水平高两个百分点（与近年我国GDP增速的相对优势相符），到2050年占比将逼近50%。——在逆全球化盛行、我国经济亟需实现投资与消费再平衡的大背景下，此种场景出现的概率极小。在此背景下，经济增长的有效需求从何而来？破解这一困局，关键在于制造业的结构优化，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升级，打造品牌大国与制造强国，实现商品的质量与品牌溢价，这是制造业未来的核心发展方向。

近期有文章对比中美制造业等核心领域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以钢铁行业为例，中国炼钢工人人均炼钢吨位数是美国的3.25倍，人均增加值按货币量计算达美国的1.2倍，但人均工资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美国，然而人均工资却处于较低水平。要真正撬动内需、提振居民消费，关键在于打破“产品低价格—企业低利润—劳动者低收入”的结构性循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破题关键。统筹实物量价值创造与名义量价值实现，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深度融合，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与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内需提升提供框架思路。

三

改变居民内生消费决策的政策措施

政策要对消费产生长期作用，关键在于能否真正触动居民内生的消费意愿与决策逻辑。倘若将居民消费视作一个函数，那么其最核心的变量有两个：一是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即每增加一元收入，愿意用于消费的比例，这直接体现为消费意愿；二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这构成了消费能力的基础。当前及未来的政策设计，应紧紧围绕这两大变量精准施策、持续发力，才能从根源上直接而有效地推动消费提升。

（一）优化GDP核算方法，增加居民收入与居民消费率指标

当前投资低效、产能过剩、行业内卷等问题，与重复投资建设密切相关，根源是GDP导向的政绩锦标赛。未来可在地方政府层面，将GDP核算从生产法改为收入法，以劳动者报酬、企业盈利为核心核算指标并公开数据。这一调整能引导地方政府更关注居民收入与企业效益，而非单纯生产规模，作为导向性变革，可正向推动居民收入提升与边际消费倾向改善，践行投资于人、以民为本的发展理念。

（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多路径拓宽增收渠道

2024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仅为43%，拓宽增收渠道可从多方面着手。一是稳增长（包括名义增长），实施居民增收计划，增加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强化财政转移支付的惠民生导向、做好兜底的同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二是提升财产性收入占比。美国财产性收入占比达16%-17%，我国仅为4%，若提升至美国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将增加12-13个百分点，内需格局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具体举措包括完善农村“三权”市场化退出机制，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优化资本市场回报机制，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为投资者提供稳定收益等。三是促进城乡融合、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既能提升新市民与农民工的可支配收入，也能显著改善其边际消费倾向。一方面，让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并享受均等公共服务，可提升其人力资本，夯实长期增收基础；另一方面，研究表明，城市灵活就业人员获得户籍与均等公共服务后，消费意愿可提升28%。我国目前约有2.55亿无户籍城市灵活就业人员，若实现上述目标，新增消费规模将超1万亿元。

（三）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增加消费支持力度

一方面，通过适度扩大规范、透明的国债发行规模来置换部分政府隐性债务，我国可在不改变公共部门整体偿债责任边界的前提下，实现“以明换暗、以长换短、以低换高”的风险重组，从而有效控制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另一方面，部分已推出的“投资于人”政策仍规模偏小，难以真正起到提振消费的作用。以育儿补贴为例，目前我国向拥有3周岁以下幼儿的家庭发放每月每孩300元补贴，相较于育儿成本仍较低，若能增加到每月1800元，一年大约需要投入5000亿元，如果全部转为消费，居民消费率将提升1个百分点，拉动0.5-0.6个百分点的GDP增长。

（四）以结构性货币政策加大对居民消费支持力度

当前商业银行净息差处于历史低位，大规模降准降息空间有限。但结构性货币政策可发挥更大作用，如对服务消费领域实施结构性降息，助力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若存量住房贷款利率下降0.5个百分点，每年可减少居民利息支出1872亿元，间接提升消费能力。中小微企业吸纳了80%的就业且贴近消费终端，通过结构性政策降低其融资成本，既能稳定就业，又能间接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助力经济良性内循环。

（五）长效破局，更大力度推动反内卷与企业大出海

自反内卷政策实施以来，生产价格指数降幅持续收窄，推动企业从规模扩张、低价竞争，转向质量提升、效率优先、创新驱动。企业利润改善后，可将更多资源投入技术研发与劳动者报酬提升，长远形成“合理价格-适度利润-稳步增收”的良性格局。

企业出海的底层逻辑与此一致，可有效对冲国内内卷的利润挤压，为价格提升与劳动者增收创造空间。当前中国企业海外收入占比已升至16%左右，出海价值主张发生深刻转变：从简单产品出口转向全价值链布局，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创造与管理升级，向绿色、数字化、可持续发展转型，从“走出去”的交易思维转向“走进去”的当地投资思维。这一转变强化了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为打破低价循环、优化微观经济格局提供了重要支撑。

（六）采取创新性措施促进房地产行业企稳回升，稳定消费信心

房地产市场与居民消费信心密切相关，推动房地产企稳回升对改善边际消费倾向至关重要。需出台坚决的改革举措与创新实践，例如成立国家级母基金，加上市场机构的参与和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直接参与租赁住房建设，或者收购存量商品房，或者新建住房，将其更新为租赁住房，培育成熟之后通过公募REITs或机构间REITs退出，形成“开发（购买）→培育→退出→开发”的投融资闭环。这些举措既能缓解房地产供需结构性错配、稳定短期房价，长远也将改变中国房地产格局。

美国房地产对GDP贡献达16%，其中仅5%来自投资，11%来自消费（住房消费+房租）。我国当前房地产对GDP贡献约为6.3%，若释放同等规模住房消费潜力，贡献度将升至12%-13%。可见，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房地产仍是关键节点行业，其关联的居民财富既影响边际消费倾向，也关乎居民可支配收入。

总之，我国已迈入建设消费强国的关键阶段，深入剖析消费不振的底层原因，才能制定精准政策、推动有效商业创新，最终助力中国经济长远高质量发展。

来源|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排版| 李珅

编辑 | 王小雅

审阅| 塔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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