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勒庞戴罪参选总统,法国政治如何阻止她扮演“殉道者”和“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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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7-10 18:54:21

当地时间7月7日下午,巴黎上诉法院就玛琳娜·勒庞(Marine Le Pen)挪用欧洲议会公款案作出二审裁决:法院再次认定这位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的实际领袖犯有“挪用公共资金”罪,但显著减轻了处罚——不得参选的期限由一审的五年缩减为45个月,其中30个月缓刑、15个月实刑,而这15个月自2025年3月31日一审宣判起算,已经执行完毕;她另被判处三年监禁,其中一年为实刑,以佩戴电子脚镣的居家监控方式执行。这意味着,一审判决中附带即时执行、几乎等于宣告其“政治死刑”的褫夺被选举权处分,在事实上被解除。

当晚,勒庞现身法国电视一台(TF1)晚间新闻,正式宣布参加2027年总统大选。她表示:“法国人重新获得了投票自由,而法院也把参选资格还给了我。”随即,她向法国最高法院(Cour de cassation)提起上诉,由此在程序效果上重新获得竞选与行动空间,在终审结果出炉前亦无需佩戴电子脚镣。

7月8日,法国最高法院在一份公告中表示,将力争在2027年4月——即总统大选首轮投票之前——作出终审裁决。法国政治也随之进入了一段罕见的“双时钟”时期:司法程序的时钟与总统选举的时钟并行运转,且都指向2027年春天。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司法”与“选票”二选一,而是当刑事责任、候选资格与总统选举周期发生重叠时,一个成熟民主制度如何在三者之间保持平衡:既不能让司法被视为清除政治对手的工具,也不能让选举成为逃避法律责任的盾牌。而勒庞给出的答案,是把这一制度张力本身转化为竞选燃料。

国民联盟和勒庞得益于他们曾经反对的事

要理解二审改判的意义,需要回到一审判决引发的争议核心。

2025年3月,巴黎轻罪法院认定勒庞在担任欧洲议会议员期间,将欧洲议会拨付的助理薪酬系统性地用于支付其政党雇员的工资,判处其五年不得担任公职,并附带“立即执行”——即无论其是否上诉,褫夺被选举权即刻生效。正是这一技术性安排,而非定罪本身,构成了争议的焦点:它意味着司法机关在终审结果出炉之前,就以既成事实的方式终结了一位主要总统候选人的竞选资格。

耐人寻味的是,为二审改判提供法理支点的,是法国宪法委员会2025年3月28日的一项决定。该决定要求,法院在适用褫夺被选举权的处罚时,必须兼顾“维护选民自由”的宪法价值。上诉法院正是据此缩短了刑期,并考虑到勒庞自一审宣判以来事实上已无法参选,认定该项刑罚已经执行完毕,从而恢复了她的被选举权。上诉法院并未否认犯罪事实,而是在量刑层面引入了选举周期这一政治性变量。

而该宪法委员会的决定,正是亲马克龙的中间派人物费朗(Richard Ferrand)出任宪法委员会主席后参与的第一个重要决定之一。耐人寻味的是,费朗的任命得以在国民议会通过,恰恰得益于国民联盟在议会中的放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长期主张加重刑罚、尤其主张对挪用公款的民选官员处以“终身不得参选”的国民联盟,此次却成为量刑规则宽松化的直接受益者——无论是缩短褫夺被选举权的期限,还是以电子脚镣替代监禁,都是该党在历次竞选纲领中一贯反对的刑事政策。

历史的另一重讽刺在于,勒庞家族恰恰是以“廉洁”起家的。早在2002年,她在法国公共电视三台的一场电视辩论中质问对手:“是谁让法国人相信所有政治人物都不诚实?就是你们!”从此一举成名。二十四年后,这位昔日的公共道德旗手,却要指望法国选民不再介意腐败指控——而过去几个月的民调显示,这一指望并非全无根据:多项民调表明,无论候选人是谁,国民联盟都很可能在2027年保持强势,进入决胜的第二轮。如今,勒庞本人将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背负两次同罪判决仍能竞选总统的候选人。

国民联盟的竞选海报,勒庞张开双臂,把自己刻画为归来的拯救者。

判决次日,她已与国民联盟党主席乔丹·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并肩出现在竞选首站、萨尔特省小城拉弗莱什(La Flèche)的集市上。勒庞的故事被重新讲述为“既有体系”(le système)崩塌前对其掘墓人发起的最后攻击。在竞选海报上,勒庞张开双臂,姿态近乎殉道者,她把自己刻画为归来的拯救者,定罪不再只是污点,也被包装成其“重生”叙事的一部分。

勒庞与巴尔德拉,难以消弭的路线张力

宣判当晚,国民联盟的发言人与律师们便开始营造一种说法:既然候选人的参选资格已不存在不确定性,最高法院就无需急于审理此案。而最高法院次日即公布力争2027年4月前终审的时间表,恰恰说明司法机关已经意识到,程序的迟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资源,司法的沉默同样会被政治化解读。

这场豪赌的代价是实实在在的:终审结果悬而未决,而无论最终走向如何,“一位背负两次有罪判决、可能佩戴电子脚镣的候选人竞逐国家元首”的图景,都将持续影响法国社会对政治责任与公共道德的判断。

国民联盟内部还有另一重变数:巴尔德拉不是勒庞的克隆体。过去一年,对勒庞参选资格的怀疑,已经把这位年仅30岁的党主席从“B计划”变成民调和集会上的头号热门——几乎每项民调中,他的支持率都高于自己的政治导师。

更重要的是,两人代表着极右翼内部两条不同的路线:勒庞路线带有鲜明的“社会民粹”色彩,强调购买力、退休制度、公共服务与反全球化,自我定位为“被体系抛弃的法国”的代言人;巴尔德拉则更倾向于向企业界、传统右派和欧洲伙伴释放执政信号——其核心圈子被曝考虑改革勒庞长期捍卫的退休立场,甚至私下表示“我不相信人民对抗精英的斗争”。

7月7日晚,两人在党总部长谈之后,巴尔德拉被重新“排位”为暂定的未来总理人选,但这两条路线的张力不会因此消失——它将在极右翼能否从抗议型政党转变为执政型政党的问题上持续发酵。

司法、选票、道德,击败勒庞靠什么?

最措手不及的是中间派阵营。自2025年3月一审判决以来,前执政多数派的大批议员和干部私下里已经把勒庞的“政治死亡”当作既成事实,一心准备在2027年迎战他们眼中更好对付的巴尔德拉。复兴党秘书长阿塔尔(Gabriel Attal)的亲信们甚至憧憬过一场与这位极右翼同龄人的“世代对决”。7月7日下午,最坏的剧本在他们眼前上演。当晚,阿塔尔与另一位中间派候选人、前总理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便争相表态,唯恐在“勒庞头号对手”的位置上落于人后。

两人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打法。37岁的阿塔尔主攻道德牌,自称属于“把模范与廉洁视为最重要价值”的新一代政治人,次日更指责勒庞“两次因挪用公款被定罪,却发动一场司法游击战来参选”,称其带有特朗普式做派、“绑架整场总统竞选”并“向最高法院施压”。菲利普则拒绝在道德和司法层面纠缠——他本人正因勒阿弗尔市政事务受到“徇私”等指控的调查——转而强调勒庞的“又一次自我背弃”:她曾长年严词抨击那些因同类罪行被定罪却继续政治生涯的人。他随后甚至表示乐见辩论得以展开:“我宁愿在投票箱里击败勒庞夫人,也不愿看着她因一纸司法裁决而消失。”

传统右派共和党(LR)的处境则更为微妙。党主席、2027年参选人雷塔约(Bruno Retailleau)第一时间宣布对手没有变化:“老板就是勒庞,哪怕候选人换成巴尔德拉。”在共和党的竞选算盘里,勒庞的回归甚至算得上“天赐良机”——民调机构IFOP总干事达比(Frédéric Dabi)分析称,主张“右翼大联合”、在老年选民和企业主中更具吸引力的巴尔德拉,会让雷塔约难以复制萨科齐2007年吸走极右选票的战术;勒庞则不同,她反复宣称自己“不属于右翼”,恰好把右翼空间留给了雷塔约。于是共和党重拾经典攻击路数,给勒庞贴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抨击她鼓吹“福利依赖”:反对退休制度改革,也反对失业保险改革。

至于左翼,其难题依旧:既要避免落入“依赖司法淘汰勒庞”的陷阱,又要解构国民联盟长期经营的“人民保护者”形象。判决公布后,左翼各派的反应恰好体现了这一双重压力:他们几乎一致强调,勒庞的参选在法律上或许可行,在政治道德上却难以成立。

但左翼也清楚,单纯的以道德规训为主的攻击并不足以阻止勒庞。“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在承认勒庞参选于法有据的同时强调,击败国民联盟不应依赖法庭,而要通过选票、通过法国人民本身来完成;其候选人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延续了这一口径:无论候选人是勒庞还是巴尔德拉,目标都一样——在投票箱中击败国民联盟。

因此,左翼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勒庞“能不能”参选,而是如何让选民相信:一个被两级法院认定挪用公共资金的候选人,无法同时扮演“人民的保护者”。国民联盟的危险之处,正在于它成功地把司法判决重新编码为“体制迫害人民代表”的证据。左翼若只停留在“她有罪”的事实层面,腐败指控非但未必能削弱勒庞,反而可能成为她又一次“重生”的燃料。

超越判决:如何应对极右翼主流化后的政治考验

更宏观地看,此次判决并不只是司法程序与选举周期之间的摩擦,而是法国极右翼主流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过勒庞之父时代的边缘抗议,与勒庞本人二十余年“去妖魔化”(dédiabolisation)工程的经营,国民联盟已从政治光谱边缘的抗议型政党,成长为国民议会中最大的单一党团,并在民调中持续领先。问题早已不再是极右翼“能否进入第二轮”,而是“能否执政、如何执政”,以及法国其他政治力量是否还有能力给出一个足够有说服力的替代方案。

这也是7月7日判决真正改变政治局面的地方。它没有消除勒庞,反而迫使所有阵营重新回到政治竞争本身:中间派不能再把希望寄托于勒庞缺席后的“世代对决”;传统右派必须决定自己是继续同国民联盟争夺右翼选民,还是在其议题框架中被动追赶;左翼则必须证明,反对极右翼不仅是一种道德姿态,也是一套能够回应购买力、公共服务、社会安全与身份焦虑的政治方案。

司法系统曾被一些人寄望为阻挡极右翼的最后一道制度闸门,而7月7日的判决表明,在一个法治国家,这道闸门的开合最终并非取决于政治愿望。司法可以确认事实、裁定责任、划定法律边界,但它无法替代政治竞争本身。真正决定国民联盟能否抵达爱丽舍宫的,仍将是法国传统的主流政党体系能否重建有效的代表性,能否在极右翼已经主流化的现实面前,重新组织出一个有吸引力、有可信度的政治回应。

距离2027年首轮投票已不足十个月,法国将在司法程序未完全落定、总统竞选提前升温的背景下走完这段路。7月7日之后,当一个长期被视为抗议票容器的极右翼政党,已经开始以执政者姿态进入总统选举时,法国政治是否仍有能力把这场选举重新拉回政策、责任与公共利益的讨论之中。

(张钰韬,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新闻学院,现为中国社科院欧洲学会法国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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