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被视为投资乐土的欧洲，正以国家安全为名上演一场针对中国资产的掠夺狂欢。从荷兰强行接管安世半导体，到英国追溯性剥夺FTDI公司股权，短短数月间欧洲多国接连撕下市场经济伪装。

这种用法律包装的强制征收行为，不仅违背了欧盟长期宣扬的私有财产保护原则，更让全球投资者看清一个事实：当西方规则不利于自身时，它们会毫不犹豫地改写规则。2025年末欧盟900亿欧元援乌计划的破产，以及成员国对没收俄罗斯资产的激烈争吵，进一步暴露了欧洲正陷入战略焦虑与信用崩塌的恶性循环。

荷兰政府2025年对安世半导体的接管堪称教科书式的强制征收案例。这场行动启动于9月30日清晨，荷兰王室动用了二战时期《物资可用法案》这一特殊法律工具，在24小时内完成资产冻结、管理层更换和股权转移全套程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世半导体被中资收购后业绩大幅改善，2024年营收达到37亿美元，较2017年增长近三倍，且实现零负债运营。荷兰方面的突击行动直接触发了中国商务部的反制，安世半导体在中国境内的工厂被禁止向欧洲出口芯片，这对每三辆汽车就有一辆使用安世芯片的欧洲汽车业造成立即冲击。

英国政府对FTDI公司的股权剥夺展现出更隐蔽的法律操纵手段。2021年中国建广资产以4.14亿美元收购FTDI公司80.2%股权时，这家英国芯片企业正濒临破产，2020年净利润勉强超过百万美元。中资入主后通过整合中国市场资源，使FTDI一年内净利润飙升至1303万美元，毛利率超过70%。

然而英国政府2025年却引用《2021年国家安全与投资法》对此笔已完成四年的交易进行追溯审查，而该法在交易发生时尚未生效。法律专家指出这种用未来法律审查过去合同的行为严重缺乏法理基础，更何况FTDI生产的USB桥接芯片并非英国独有技术，德州仪器、英飞凌等国际巨头均能提供同类产品。

欧盟层面正在构建系统性的投资壁垒。2023年生效的《外国补贴条例》已被多次用于拦截中资项目，例如在保加利亚电力动车组招标中，中国中车子公司虽以6.1亿欧元最低价中标，却被认定获得17.5亿欧元政府补贴而被迫出局。

2025年1月欧盟与美国同步出台新的对外投资管控措施，虽然不具约束力，但明确要求成员国审查战略领域的海外投资。这种制度性排斥已经产生效果：2023年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存量显示，英国以756亿欧元维持首位但增长停滞，德国、法国分别以320亿和219亿欧元紧随其后，而匈牙利则凭借务实政策成为2023年吸收中国投资流量最高的国家。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荷兰在17世纪通过东印度公司采用“牛皮圈地”的欺诈方式强占中国台湾安平，如今又借助殖民时期法律工具掠夺中国资产。1900年八国联军在北京公开抢劫三日的历史场景，正在以更精致的法律形式重演。

这种深植于殖民基因的行为模式，暴露出西方国家对国际规则的功利主义态度——当规则利于自身时强调规则至上，当规则不利时便诉诸强权政治。

欧洲的焦虑根源在于其经济竞争力的持续下滑。欧盟委员会2025年春季将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仅1.1%，高债务、低增长与贸易前景黯淡形成恶性循环。据欧盟中国商会2025年报告，81%在欧中企认为欧洲营商环境“不确定性增高”，政策频繁调整和商业泛政治化成为主要担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欧盟领导人马克龙频频呼吁中国加大投资，但同期欧盟却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设置越来越多障碍。这种“既要中国市场又防中国投资”的精神分裂现象，深刻反映出欧洲在经济依赖与战略疑虑之间的巨大张力。

半导体领域的争夺尤为激烈。欧盟2023年推出的《芯片法案》目标是到2030年将全球市场份额从10%提升至20%，但欧洲审计院2025年评估认为实际份额可能仅增至11.7%。

为扭转局面，荷兰牵头成立半导体联盟并推动《芯片法案2.0》，将重点转向保障关键技术安全。这种产业政策转向与英荷等国强行夺取中资芯片企业股权的行动形成呼应，暴露出欧洲在技术竞争中的保护主义倾向。

欧洲企业的现实处境则更具讽刺性。根据欧洲央行2022年分析，欧元区投资者在俄乌冲突后从俄罗斯相关证券资产中撤出逾100亿欧元，但大量实业投资已成为“能算清、却很难拿回”的沉没成本。

与此同时，欧盟政客却热衷于讨论将冻结的3000亿欧元俄罗斯资产“合理化”动用，这种突破国际金融秩序底线的提议，连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都明确反对。比利时、意大利、马耳他等国担心，没收主权资产将摧毁欧洲作为国际金融安全港的声誉。

金融信誉的崩塌已经开始发酵。联合国大会虽通过战争损害赔偿相关决议，但巴西、印度、沙特等国家已加速将外汇储备多元化，转向黄金、人民币和东南亚货币。欧盟内部报告显示，资本外逃风险正在上升，欧盟委员会自我定位为“地缘政治委员会”的转型，反而加剧了国际社会对欧洲金融中立性的质疑。

当政治操控金融决策的倾向日益明显时，欧洲百年积累的金融信用根基正在发生动摇。

中国企业的应对策略显得更为务实。普华永道2025年观察指出，中企赴欧投资呈现从“追求市场”向“追求价值”的战略转变，更多通过并购、研发合作进入新能源、储能、医疗健康等战略性行业。

2024年中国对欧盟和英国直接投资七年来首次增长，达到100亿欧元，但投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绿地投资占比升至63%，德国、法国等传统投资目的地的份额下降，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成为新热点。这种投资流向的转变直接反映企业风险偏好的变化。

欧洲内部的政策分裂也在加剧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2025年12月欧盟峰会上，德国总理默茨推出的900亿欧元援乌计划在24小时内破产，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三国拒绝提供财政担保。

与此同时，欧盟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关税却形成差异化税率体系：比亚迪17%、吉利18.8%、上汽35.3%。这种一边限制中国产品一边期望中国投资的政策悖论，使得欧洲在全球经济格局中陷入更深的自我矛盾。

欧盟委员会对外资审查权力的扩张趋势明显。2024年提出的新型投资审查机制赋予欧盟对可能规避关税的投资享有否决权，比亚迪在匈牙利塞格德的电动汽车项目就被视为负面典型。

根据《净零工业法案》《芯片法案》和《关键原材料法案》，欧盟正在战略领域构建全面的投资壁垒。尽管这些措施被包装为“去风险”，但其实际效果是阻碍资本、技术和人才的自由流动。

欧洲审计院的评估报告显示，欧盟在半导体、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自主化目标远未达成。这种经济现实与政治诉求之间的落差，促使欧洲政策制定者更倾向于采取短期保护主义措施。然而历史经验表明，当市场经济规则被政治干预取代时，最先受损的往往是规则制定者自身的公信力。

当前欧洲正面临19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信誉危机，这场危机的影响深度可能远超主权债务危机时期的冲击。

从经济数据观察，欧洲的竞争力下滑已是不争事实。2024年欧盟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达7322亿欧元，中国保持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但欧洲对华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在汽车、机械制造等传统优势领域，欧洲品牌面临中国企业的强势竞争。比亚迪电动车在德国市场2024年销量增长647.5%，这种此消彼长的格局变化，成为欧洲保护主义升温的重要背景。

法律工具的武器化运用成为新时代的贸易壁垒。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实施以来，已发起多起针对中资企业的调查。而在欧盟内部，关于是否动用俄罗斯冻结资产的争论陷入僵局，比利时等国坚持认为这可能触发资本外流。

据国际金融协会数据，2025年第三季度欧盟组合投资净流出达780亿欧元，这种趋势若持续，将加剧欧洲本就严峻的债务压力。截至2024年底，意大利公共债务占GDP比例仍高达137%，西班牙失业率维持在11.9%高位。

欧洲企业的困境同样不容忽视。大众汽车宣布关闭德国工厂并裁员3.5万人，宝马、奔驰等传统车企也纷纷缩减电动化投资。在制裁俄罗斯的反弹效应下，欧洲能源成本比美国高出40%，导致化工、金属加工等基础产业外迁。这种产业空心化趋势与投资保护主义形成恶性循环，使欧洲经济陷入越保护越衰退的怪圈。

欧盟委员会试图通过《芯片法案2.0》扭转局势，计划将430亿欧元资金集中于半导体产业链建设。然而欧洲审计院指出，按当前进度2030年欧盟芯片全球份额可能仅达11.7%，远低于20%的目标。

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欧洲企业与中美两国的差距持续扩大。这种技术代差的扩大，迫使欧洲更倾向于使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场竞争来维持产业地位。

观察欧盟决策机制可以看出其内在矛盾。2025年12月欧盟峰会上，各国对俄罗斯资产处置问题的激烈争吵，暴露了成员国之间的深刻分裂。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在对待中国投资的态度上也存在明显温差，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多次表态欢迎中国投资，而法国、德国则主张更严格的审查。这种政策分歧使欧盟难以形成统一连贯的外资政策。

金融市场的反应最为真实。欧洲清算银行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国际投资者减持欧元资产规模创历史新高，欧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降至19.7%。与此同时，中国在欧投资呈现短期化趋势，并购交易平均周期从2016年的18个月缩短至2024年的9个月。

投资策略的转变反映企业对政策风险的规避需求，这种谨慎态度进一步削弱欧洲吸引长期资本的能力。

欧洲央行的政策空间日益收窄。面对经济增长放缓与通胀压力并存的局面，央行在加息与稳增长之间难以取舍。而欧盟财政规则改革陷入僵局，德国等北方国家坚持严格的赤字限制，与南欧国家扩大投资的需求直接冲突。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内部矛盾，使欧盟难以拿出有效方案应对结构性挑战。

中国企业则在适应新环境方面展现出灵活性。据欧盟中国商会调研，62%的在欧中企预计2025年营收将继续增长，半数企业计划加大投资力度。这些企业将投资重点转向新能源、数字化等欧盟优先领域，通过本土化研发融入区域创新网络。

近3000家中企在欧运营创造超过26万个就业岗位，这种深度嵌入当地经济的方式成为应对保护主义的最佳策略。

欧盟的困境折射出全球化进程中的深层矛盾。当经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时，传统强国往往倾向于通过规则重构维持优势。然而历史表明，任何试图通过保护主义逆转经济规律的努力，最终都会付出远超收益的代价。欧洲当前面临的不仅是技术迭代或产业竞争的挑战，更是治理模式和全球定位的系统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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