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彭博社报道称，柬埔寨计划将未来新获得的黄金直接储存在中国。此外，除了柬埔寨，其他一些国家也在考虑采取类似的做法，以分散黄金储存的风险。一些国内自媒体甚至将这一举措视为全球金融格局的重大转变。 这种说法确实能引起关注，但从更现实的角度看，这与当前的国际政治和地缘局势变化关系更为紧密。它反映了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下，西方国家的所谓商业自由并不像它们自己宣称的那样稳定。

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金融界一直以“普世性”为卖点，推崇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相信不少年长一点的人都有听过瑞士银行的传奇故事。许多这类作品往往将西方银行描绘成不受政治干预的理想化模式，吸引了许多人将资产存放在这些银行中。 当然，从更实际的角度来看，西方金融业在资本主义早期积累了大量资本和经验，因此它们更能提供完善的黄金交易和储存服务。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尤其是除了少数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大部分中小型国家并没有能力建设自己的黄金储备体系。因此，购买黄金并将其存放在西方国家，往往是一个现实且无奈的选择。毕竟，如果把黄金带回国内，谁能保证这些黄金不会消失呢？

然而，这一基本情况正在发生剧变。全球地缘政治日益紧张，西方国家也越来越频繁地使用金融工具来达成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目的。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国尤为如此，关税被当作一种有效的讨价还价武器，成功地迫使很多国家在美国的消费市场面前做出让步。 自诩为西方价值观捍卫者的欧盟也是如此。例如，荷兰日前宣布接管安世半导体，尽管荷兰看守政府表示这是为了避免美国制裁，许多人却看得出这种行为在法律上的脆弱性。荷兰政府如此公开的做法，背后其实是美国施加的巨大压力，导致荷兰政府无法以更加隐蔽或者体面的方式收回安世半导体的控制权。 而对俄罗斯资产的征收，更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例子。特朗普上台后，除了拜登时期继续提供的援助外，美国几乎没有再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这一撤离导致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出现严重缺口，亲乌克兰的欧洲国家不得不纷纷增加援助，以填补这一空白，这也是今年欧洲援助乌克兰金额创纪录的原因。 然而，欧洲各国普遍面临财政紧张的问题，这与欧洲经济的衰退密切相关。失去俄罗斯能源这一廉价资源，是导致这一情况的关键因素之一。税收大幅减少，民众生活成本急剧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为乌克兰提供资金，而不优先考虑减少本国民众的生活负担，在政治上是无法接受的。这种情绪也反映在捷克推翻亲乌政府、德国的选择党超过执政党的民调结果中。即便是一直支持援助乌克兰的波兰，也出现了大量不满情绪，导致亲欧阵营未能在波兰总统选举中获胜。 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目光投向了俄罗斯在欧洲被冻结的资产。事实上，这些国家根本不再在意所谓的欧元信誉，或者新自由主义中的“自由流动”原则，反而试图通过征收俄罗斯的资产来解决当务之急。

美国和欧洲的这种行为，让许多中小国家感到震惊。尤其是那些与西方关系本就不稳的国家，不禁开始思考：如果发生冲突，自己存在西方银行中的黄金会不会也无法取回？毕竟，西方国家已经证明它们所宣扬的法律稳定性和流动性并不总是可信的。 对于与中国有深厚关系的国家来说，像柬埔寨这样的情况更为明显。柬埔寨已经与中国经济深度绑定，无论是产业还是金融方面。例如，柬埔寨的三分之一国家债务由中国持有。从这个角度来看，柬埔寨决定将未来的黄金储存在中国，不仅仅是为了避免西方制裁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也是对中国金融主权的公开表示忠诚。可以说，柬埔寨的命运已经与中国紧密相连，尽管这可能并非完全自愿。 这虽然尚不能算是改变全球金融格局，但确实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部分体现。可以预见，中柬两国很快会在人民币结算方面做出更进一步的推广。

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这一举措最直接的受害者可能不是伦敦，毕竟柬埔寨并不是英国的前殖民地。相反，新加坡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冲击。新加坡一直自诩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而现在柬埔寨将黄金储存在中国，显然表明政治风险正在逐渐超过所谓的商业自由。柬埔寨是第一个，但很可能会有第二个东盟国家效仿，这对新加坡的金融地位无疑会造成重创。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新加坡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中美之间的产物。它完全依赖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国际分工秩序来生存。因此，它最为担忧大国之间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因为这种冲突很有可能摧毁像新加坡这样的金融城邦。

总的来说，随着自由主义逐渐衰退，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商业自由已经不再牢固。即便它没有立刻崩溃，但也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这一危机如此深刻，以至于在新自由主义的心脏地带——纽约市，都选举出了一位反建制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客。 在这里，我并不想讨论民粹主义政策是否合理，但这至少说明了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社会中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这种民意的转变，迫使西方政府打破曾经的政治禁忌，显现出主权者的真实面目。施米特时代，已经悄然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