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转自：中国经济导报

李 茜

当下，人工智能已深入我们的生活。从手机推送的新闻，到工厂里的机械臂，再到办公室里的自动化流程，它极大地提升了效率，也改变着我们的工作方式。然而，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一种新的困惑与压力也在悄然滋生：我们与自己所从事的劳动之间，似乎正变得越来越“陌生”，甚至有时感觉被自己创造的技术所支配。这种现象，在学术上可称为“异化劳动”的新形态。现在，我们就来探索一下，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为何会“变了味”，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劳动“异化”的新面孔

首先，过去工人生产出一件产品，能看到自己的手艺和价值凝结其中。但在智能时代，劳动成果常常以无形的数据、代码或由算法驱动的服务形式存在。我们越是依赖自己创造的智能应用，有时反而越感到身不由己。例如，外卖骑手在平台的算法调度下，为了赶时间而奔波，他们的劳动成果——准时送达，成了系统不断优化的数据，而骑手本人却可能对越来越紧张的送餐时限感到无力。这就像马克思曾指出的，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自身反而可能越陷入被动。

其次，工作的边界变得模糊，劳动时间“隐形”延长。人工智能本应帮我们节省时间、减轻负担，但在资本追求效率最大化的驱动下，结果可能恰恰相反。手机上的办公软件让我们随时能处理工作，居家办公模糊了上下班的界限，算法不断优化任务流程，要求我们在更短时间内完成更多。看似便捷，实则可能将休闲时间也悄悄纳入了生产体系。我们常说的“下班后工作微信不停”，就是这种隐性加班的典型体现。

再者，人的创造性与社会性面临新挑战。人工智能将许多工作分解成标准化、可重复的环节，即便是设计、写作等创造性工作，也可能要迎合算法的偏好或平台的流量规则，劳动者的自主创意空间受到挤压。同时，远程办公、独立任务的增加，减少了人与人面对面协作与交流的机会，可能加剧个体的孤独感与社会的疏离。过度依赖技术，甚至可能让我们在不自觉中，降低了独立思考和主动行动的能力。

新问题从何而来

这些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经济动因是根本。资本天然追求利润，人工智能技术成为其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的强大工具。在平台经济中，算法能精准计量每一份劳动，并试图将劳动强度和时间推到极致，以实现收益最大化。劳动者的付出，在数据流中可能被简化为贡献值，而其作为人的整体需求与尊严易被忽视。

技术特性加剧了不平等。人工智能技术门槛高，核心算法、数据往往掌握在少数科技公司或技术精英手中。广大普通劳动者通常只能使用技术，而难以参与其规则制定。这种“技术鸿沟”使得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缺乏话语权，只能适应由技术和资本共同设定的模式，从而加深了被动感。

观念偏差也推波助澜。社会上存在一种“技术决定论”的倾向，过于强调技术的威力，似乎人只需要适应技术就好。这种工具理性思维，容易让人只关注劳动的经济产出，而忽视劳动本身对个人价值实现、社会联系构建的意义，使得劳动者越来越难以从工作中获得真正的满足感和归属感。

如何让劳动回归“人”本身

面对挑战，我们并非无能为力。要让技术进步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多方合力，积极引导。

首先，制度需要保驾护航。法律法规应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为人工智能的应用划定清晰的伦理与法律边界，防止技术被滥用进行过度剥削。例如，立法保障数字时代劳动者的休息权，明确“离线权”，遏制隐性加班。同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让技术进步产生的红利更公平地惠及广大劳动者，避免财富因技术垄断而过度集中。

其次，技术发展应更“透明”和“可控”。我们应推动算法治理，要求涉及劳动者重大权益的算法（如绩效评估、任务分配）提高透明度和可解释性，并建立有效的申诉与纠偏机制。技术的发展不能是黑箱操作，需要接受监督和评估，确保其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

最后，价值观念的引领至关重要。对于研发和应用人工智能的科技人员与企业，应加强科技伦理教育，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在设计之初就考量技术的人文影响。对于广大劳动者和社会公众，则应普及人工智能相关知识，提升数字素养，使大家既能善用技术，又能保持批判性思考，明晰自身权益。社会各界应共同倡导一种健康的工作观：劳动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实现个人价值、参与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技术的发展，应当助力这一目标的实现，而非扭曲它。

人工智能无疑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提出了崭新而深刻的挑战。其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驾驭这项技术，使其始终服务于“人”的解放与发展，而不是让人沦为技术的附庸。这需要清醒的认识、制度的智慧、技术的向善以及全社会价值观的共同努力。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智能时代，让劳动焕发出应有的光彩，成为人们创造美好生活、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不是一件“变了味”的苦差事。前路漫漫，但方向清晰：让科技充满温度，让劳动回归人性。

（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