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资本市场翘首以盼，提前欢呼美联储可能开启年内首次政策转向之际，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讲话，实则远不止释放“鸽派”信号那么简单。与其将目光仅仅锁定在9月可能到来的降息幅度上，不如将视野放宽，洞察美联储正在酝酿的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货币政策框架的根本性调整。这场变革的影响，将直接左右2026年乃至更长远未来的政策走向。

表面上看，鲍威尔的讲话似乎只是确认了市场对降息的预期。但如果深入分析，便会发现他实际上正在对沿用了五年的平均通胀目标制进行重大调整，转而拥抱更为灵活的通胀目标制。回顾2020年，同样是在杰克逊霍尔年会上，时任美联储主席正式确立了平均通胀目标制，将其作为核心政策框架。如今，仅仅五年时间，这一制度便面临着被颠覆的命运。

这两种框架虽然都以通胀为核心，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着显著差异，而新的框架，实际上为当前的降息提供了更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具体来说，平均通胀目标制强调的是对一段时期内物价涨幅的平均值进行考量。这意味着，如果像2022-2024年那样，美国的PCE和CPI等关键通胀指标持续高位运行，即使2025年通胀开始回落，但由于前期高数值的“拖累”，整体通胀率仍然可能高于政策目标，从而限制了降息的空间。

而灵活通胀目标制则完全摒弃了历史数据的累积效应，只关注当下的通胀状态。换句话说，只要现阶段的物价水平呈现出显著下行趋势，便可以满足下调联邦基金利率的条件。这无疑为美联储启动降息扫清了关键障碍。

当然，鲍威尔在演讲中也多次强调了2%的长期通胀目标，但并未明确具体参照的指标。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更关注的是核心PCE这一剔除了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指标。

问题来了：当前无论是核心PCE还是其他通胀指标，都尚未回落至2%以内，这是否意味着降息的条件并不成熟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这个问题：

首先，利率水平需要与通胀程度进行动态匹配。在2022年3月加息周期启动之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仅维持在0-0.25%的极低水平。此后，美联储经历了11次加息，最终在2023年7月将利率推高至5.25?.5%的峰值。但与此同时，美国的通胀率也已经从高位回落至3%左右，虽然仍然高于目标值，但相比此前9%的峰值，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

我们可以做一个粗略的比例推算：如果5.5%的高利率对应9%的通胀是合理的，那么当通胀降至3%时，2%的利率水平或许就已经足够匹配了。虽然这种线性推算过于简单，但至少可以说明，现行的4.25-4.5%的利率区间与逐步缓和的物价压力相比，显然存在着一定的调整空间。降息的目的并非要直接回归零利率，而是要将利率水平修正至与当前通胀水平更加适配的区间，例如3%左右。

其次，2026年的通胀数据很可能因为高基数效应而大幅下行。鲍威尔提及的2%目标指向的是年度物价增速，这意味着新一年度的基数一旦抬升，同比涨幅自然会回落。这种高基数效应在统计学中屡见不鲜。如果2025年的物价水平相对较高，那么2026年的通胀数据便可能因为基数抬升而显著降低，甚至接近2%的目标。再配合上灵活通胀目标制对历史数据的忽略，美联储将获得更加充分的降息依据。

总而言之，此次货币政策框架的调整，实质上是在为未来的“放水”铺平道路。考虑到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2026年中结束，而特朗普作为潜在的连任者，极有可能提名一位更加符合其政策倾向的新任主席。

在这种背景下，降息已经具备了“天时地利”。既有新框架提供的理论支持，又有高基数效应带来的数据改善预期，只待2026年政策窗口正式开启。这场酝酿之中的货币转向，或将重塑全球资本流动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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