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二九三大队原副总工程师陈政三回想起当年不顾危险一头钻进铀矿坑道的情形，面带触动之色。

在陈政三的讲述中，地质队员们到野外找寻异常点，初步勘查铀矿情况，只是找铀的第一步。要真正让找到的铀矿有用武之地，打坑道、钻探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通过这两种方式，可以大致摸清铀矿的分布、储量等情况，评估是否具备开采价值。

在多位广东地质队员的回忆中，一旦铀矿被确定有开采价值，炼铀工人们多是原地开干，驻扎在开采现场对刚采出来的铀矿石进行粗炼，而后提取制成“黄饼”（重铀酸铵），场面热火朝天。

烟没排完就冲进坑道

“坑道工人是很辛苦的，他们就在高度和宽度仅两米的空间里工作。”陈政三提到，“打坑道前要先放炮炸开入口，放完炮浓烟滚滚，粉尘极大，但工人们一听到炮响完，戴着口罩冲进去就开干。”在地下打坑道，越往深处，空气质量越差，伽马射线强度也越高，工人们每天工作八小时，不一会儿就浑身乏力、头昏眼花。但就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陈政三所在的地质队伍埋头苦干，曾创下月掘进坑道1330米的全国纪录。

打沿脉坑道时，每进尺一段距离就要进行编录，记录地质勘探和矿山生产过程所观测到的地质和矿产现象。陈政三作为技术人员，多次随队进入坑道中。1960年，队伍打出一条坑道，陈政三钻进里头就舍不得离开：“那个沥青铀矿带又厚又长，辐射量也大，但我要收集资料，足足在里面待了两个多小时。”出去后，他浑身没劲，用仪器一测，全身伽马强度远超于正常值，但“一想找到这么好的矿，心里头特别高兴”。

广东省地质局第三地质大队（原七〇五地质大队）原钻探工人邝永年16岁就加入地质队工作。山区没有路，钻探设备又十分笨重，只能将设备先分解拆开，靠人力扛着背着运到山上去，再进行组装。年轻的邝永年刚开始扛设备时还很不适应，“一根钻杆120斤左右，每个人扛一根往山上走，不一会儿就开始流黄豆大的汗，看树叶都不是绿的，是金黄色的，眼冒金星了！”

虽然辛苦，但邝永年讲起往事，总忍不住自豪：“我们的钻探技术在全国排前列，一钻头下去，角度找得特别准。”那时候钻探机足有三层楼高，他按照严格的标准斜着让钻头钻进矿中，随后取出一条条矿芯，供地质人员编录，“虽然竖着打更方便，但铀矿分布的厚度就不一样、就不准了。”

土法炼铀像是做豆腐

在地质队员们如火如荼开展铀矿勘查、打坑道、钻探等工作时，1958年6月，另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也交到了广东地质队手中——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要提前爆炸，国家急需两吨二氧化铀做实验。科研专家王明健被委以重任，要生产出制取二氧化铀的原料——重铀酸铵。彼时，二九三大队在韶关翁源下庄地区成立了202水冶厂，王明健便来到该厂担任厂长。

按照地质学家李四光的说法，一般的天然铀矿石，“能作为原子弹原料的成分只含千分之几。”铀的提取十分复杂，彼时，国内没有正规工厂，也缺乏相关设备仪器。王明健没能从苏联专家处学到铀的具体提取方式，他日夜冥思苦想，决定采用大铁锅、大木桶、柴火烧、人工搅拌、豆腐包过滤的土办法，建立起国内第一条简法铀水冶生产线。

经过两年半的苦战，202水冶厂上交国家71.3吨重铀酸铵，占当时全国土法炼铀总量的67.3%。这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也被称为“土法炼铀”。

1962年，与邝永年同队的谭耀霖来到韶关，成为一名炼铀工人。“两个坑道中间有一块平地，我们就搭起棚子，在里头工作。”谭耀霖回忆起炼铀过程，形容像是做豆腐：坑道里送来铀矿石，他们先用碎矿机和锤子敲碎，倒到大陶缸里，加入硫酸溶液进行化学反应后，用布袋豆腐包包着过滤，待含铀的溶液流出，再用大铁锅反复加热过滤去掉杂质，这样得到的黄色沉淀物再用火烤慢慢烘干制成“黄饼”，交由国家继续提炼出金属铀。据了解，十来个工人要足足干半个月，才能从几十吨矿石中炼出很少的200克铀。

谭耀霖因为年轻，记得住溶液配比，被分配去大锅前调配溶液。有一天，他结束工作后在一旁的小屋子里休息，恰好遇到当时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来队里考察。“他招呼我说，小鬼，你干这个多长时间了？铀的品位是多少？”谭耀霖说，“我当时不清楚他是谁，就说我不知道。其实就算知道他是谁，我也不会说的。这是绝对保密的，我还宣过誓哩！”

1964年10月，谭耀霖吃完晚饭正在球场打球，队里的党委书记兴高采烈地告诉他，自己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我真的特别高兴！”谭耀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