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被访者提供）

杨南生走了，但他的光没有熄灭。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她心里继续亮着。而她也终于不再是那个只会追光的人。她自己，也能成为自己的光源。

✎作者 | 段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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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严平曾经是一位资深的记者，采访过无数人。如今，她因为写下了和爱人杨南生的故事《君生我未生》，成了被访者。

接受采访时，她的第一句话，是“我很怕接受采访，我是一个很糟糕的被采访对象。”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带着一种真诚的、生怕辜负了什么的歉意。被安慰后，她才好像稍微放松了一点。

张严平说的“糟糕”，在这次采访中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她的记忆里，有太多来不及诉说的故事。而关于已经逝世十三年的爱人的画面，在她脑海里像开了闸一样涌出来。

杨南生写给张严平的情书。

她说一个话题，说着说着就拐到了另一个故事，讲完那个又想起更早的一件事。眼前的她，只是一位试图更了解自己爱人的人，终于找到了一双愿意倾听的耳朵。

“我走后，你要好好生活，

开心快乐，我才会高兴”

张严平和杨南生的相识，几乎是世俗眼光里最不被看好的那一类。1984年的春天，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记者，一个年过花甲的航天科学家，因为一次采访结缘。第一次做记者的她幼稚、认真、紧张；他幽默、睿智、包容。他们差了三十多岁，隔着两代人的阅历和思维方式。

但爱情这种东西，从来不按常理出牌。杨南生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没有长辈的姿态，像一位老朋友，真诚轻松幽默。张严平说，听书平台上一些朗读她书里杨先生台词的人，总是模仿出一副慢条斯理的老者的口吻，她听了就想笑。“他们没见过杨先生。”她说，如果杨先生一开始就是一个“老者”的形象，她大概很难爱上。

1986年6月2日，张严平和杨南生的结婚照。

很多年后，张严平在采访中表示：如果仅仅是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她不会写《君生我未生》这本书。“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爱情故事，不缺我们一个。”她写作的动机，远远超出了爱情的范畴。但爱情终究是那个起点。她沉浸在杨南生的光芒里，像一株向日葵，只顾着向阳生长，忘了看自己的影子。

杨南生爱她，方式也很特别。他欣赏她的每一个长处和优点，包容她的各种缺失与缺点，他对她从无指责或者头头是道的教育。这是张严平反复说到的。一个不讲大道理的人，却用每一件小事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她。他会在她职称没评上伤心的时候，用洒脱与幽默为她化解，会在她衣服扔得乱七八糟时调侃“南南有点笨，每放一件衣服都要想想下次从哪里拿，但我们的小平平就帅了，啪地扔进去，等穿的时候翻个底朝天”。然而，他从来不要求她改变什么。他说：“一个人的长处与短处都是相互依存的，你如果是个什么事都井井有条的人，可能就写不出那么多的好稿子了。”

多年后，张严平终究读懂了罗伊·克里夫特的那首诗：

“我爱你，不仅仅是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我爱你，不仅仅因为你为我做的事，还因为为了你，我能做成的事；我爱你，因为你能唤出我最真的那部分；我爱你，因为你穿越我心灵的旷野，如同阳光穿透水晶般容易。我的傻气，我的弱点，在你的目光里几乎不存在，而我心里最美丽的地方，却被你的光芒照的通亮……”

杨南生在身体日渐衰弱的那些年，开始有意无意地对她的朋友“托孤”。“你要好好生活，每天开心快乐，我才会高兴。如果你每天哭，那我就会觉得，我们不该结婚。”张严平说，这句话让她心碎，也让她坚强。

张严平和杨南生，相依相伴在一起27年。

2013年3月5日，杨南生在病痛中走了，她守在病床边，眼睁睁看着。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她睡不着觉，吃中药吃了七个月，吃到中医都不敢再给她开方子。张严平说，最脆弱的时候，见到任何稍微亲近一点的朋友，一开口就会哭。“那个时候，没有了杨先生，我找不到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了，像丢了魂一样。”

幽默是他的浪漫，爱是他的信仰

如果不认识杨南生，一般人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把纯粹、勇敢、责任、幽默、赤子之心这些品质集于一身。

张严平讲了很多有趣的小故事。她说杨先生的语言天赋强得惊人，全国各地的方言都能模仿几句，惟妙惟肖。有一次他们在街上碰到一个卖葡萄干的新疆老汉，老汉咕噜咕噜说维吾尔语，杨先生立刻也咕噜咕噜地对回去。

“他其实不会说，完全是现学现卖，却把老汉高兴得不得了，以为遇到了同乡。”张严平说：“他去超市，付款时总会和收银员快乐地聊几句：‘你们吃饭了没有？饿不饿？’连三四岁的小孩子他都有话说，用‘哇哇哇’和还不会说话的婴儿交流，小孩乐得咯咯笑。”

杨南生的这种性格特质，被张严平理解为一种价值观：在他的认知里人和人是平等的。“他的老部下曾回忆过，在研究院的食堂里，一般领导吃完饭，放下碗筷就可以走了，但杨先生总要自己洗干净。”

有人悄悄提醒杨南生：“杨院长，你要注意树立威望，不要自己洗碗。”他顽皮地吐下舌头，下次照旧。他从基地深山里坐车去西安开会，会让司机广而告之：有去西安城里买东西的可以搭车。有人说他不讲究，他的回答是：“我一个人坐，是四个轮子跑，多坐几个人，也是四个轮子跑，输出的功率是一样的，不就充分利用了这趟车吗。”

这不是装出来的姿态。在张严平看来，这是杨南生骨子里的气质，他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拿捏、虚假和防范。他不需要用身份来确认自己的位置，他的自我价值来自别的地方。他对这个世界的爱太饱满了，满到必须溢出来。

杨南生（右一）在江湾简易试车台，观看T-7气象火箭主发动机热试车。

工作中，杨南生更是把这种精神特质表现到极致。张严平告诉我，很多老航天人回忆，杨先生在科研中作为领军者，勇于创新，敢于担责任，对下属从来都是指导加鼓励，从无指责。有了成绩，他把出头的机会推给年轻人，出了问题，他把责任一个人扛上。他总是深入一线，和技术员、工人干在一起。他曾经跳上搅拌危险药剂的大锅边亲自拿着木棍搅拌，被工人硬拽了下来；他曾经和技术员工人一起冒着随时可能爆炸的危险，轮流钻进发动机壳里挖药；他曾经为了弄清发动机失败的原因，在距离试验台仅一墙之隔的玻璃窗口后面，肉眼观察火焰燃烧的每一个细节，发动机爆炸的巨大声浪震聋了他的耳朵，他却高兴得像个孩子大叫：“找到原因了！找到原因了！”很多年后在他去世后的告别仪式上，许多老航天人泣不成声。

张严平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一个人的爱如此饱满，一定是因为他自己的内心足够强大。”

他的缺点是和优点长在一起的

“他难道没有缺点？”杨南生太完美了，完美到让人怀疑是不是张严平对爱人的滤镜。

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张严平沉默了一瞬，然后笑了。“缺点？当然有。他的缺点，和优点是长在一起的。”

首先，他的生活能力差，不会做饭，五谷不分，买白萝卜会买成白藕，买黄瓜会买回一堆老黄瓜种，对物质生活几乎没有任何要求。另一方面，他不谙世故。杨南生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北师大附中、西南联大、英国留学等这样的环境里成长的，热爱科学，挚爱民族和国家，充满理想主义。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思维直接透明，不善含蓄隐晦。

1950年，29岁的杨南生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毕业。

张严平谈及她从老一代航天人那里了解到的，在早年航天界曾有的“固液之争”中，杨南生作为当时航天部唯一的固体研究院——第四研究院的技术领导者，常在部里的会议上，为当时从零起步尚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固体事业大声疾呼，对某些轻视固体的言论他直言批评“是液体脑袋”。工作中，他秉持科学精神，反对违背科学规律的领导方法，经常“一士諤諤”。

由此，他得罪了人。最终，这个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多个第一的火箭专家，失去了各种荣誉，包括院士、功勋。

杨南生有过痛苦吗？张严平说，名利这种东西对杨南生不会构成痛苦，物质、名利从来不是他追求的目标，他的幸福是对于科学的探索，是在于自己做的事能让国家强大不受外人欺负。

他有过的苦恼，是他不理解为什么在为科学为理想奋斗的过程中，会遭遇那些不科学不理想的事。

“他在英国留学时通读过原版马克思《资本论》，英国回来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看到厂里的党员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深为感动和敬佩，写下二十多页的入党申请书，立志改造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张严平说：“他怀有的是一颗晶莹透明的赤子之心。”

对于名利尽失，他从无一句抱怨。有老部下见面为他抱不平，他马上制止， “我们不谈这个话题”。有人告诉他，某人获奖的申报材料里写的全是杨先生干的事，他诚恳地说：“这些事我已经做完了，对我没有用了，如果他拿过去对他有用，我非常高兴。”

杨南生（左）向粟裕将军(右）介绍探空火箭零件。

很长一段时间，张严平理解不了自己的这位爱人。“在这个名利滚滚的世界，他怎么可以做到如此地步？”她曾一直为他遭受的不公感到不平，对“好人没好报”的现实感到失望。后来她慢慢地理解了他，杨先生的心灵世界远在红尘之上，他心里有一个更大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永无止境的科学，有永恒坚定的宇宙规律，有源自灵魂的对于世界对于他人的爱。

他曾有过的痛苦，最终在这个世界里得以化解。“仰望星空，而非俯视脚下。”他读霍金、读爱因斯坦、读《小王子》、读《约翰·克里斯朵夫》……在书里画满了红线。他崇敬贝多芬的英雄气概，也理解柴可夫斯基的悲怆。张严平曾问过他，一生里哭过吗？他说，那一次听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听到最后一个旋律落下，他痛哭。那是他度过半百人生之时前妻去世的时刻。后来再听这首曲子，他感受到了在悲怆之外的更大世界。

除了一生挚爱的航天事业，杨南生也酷爱文学和音乐。

“灵魂的力量比任何命运都强大。”张严平总会想起这句哲言。而对于自己心里的不平，她有了新的认识，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彰显人性的高度，在红尘世俗中，他们能够提醒我们如何有尊严、有信念地活着。

“他让我相信，

人真的可以活出一种境界”

杨南生走后的头几年，张严平完全是溃败的状态。一个被保护得太好的人，突然失去了光源，世界暗了下来。她后来形容那种感觉：活着，但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

转折点来自一次偶然的阅读。她在一本书里看到一句话：把痛苦写下来，写给自己，每天写一点，就不会那么痛了。她拿出纸笔，开始记日记。最开始，是写给杨先生的话，每天跟他说话，也跟自己说话。“就像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倾听与陪伴。”

张严平的家中，爱人杨南生画像前，放着她写的信件和礼物。

然后她发现，写着写着，她开始重新认识杨南生。“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只觉得他很好很幽默很快乐。但对他生命本身的认识，没有那么深刻。写的过程，是我重新理解他、也是重新寻找自己的过程。”

她感觉到了自己的成长。“就像麦子在春天灌浆的时候，半夜拔节的声音，沙沙的，很轻，但你听得见。”她在日记里写过这句话。一个被杨先生的光芒包围了那么多年的人，第一次听见了自己生长的声音。

《君生我未生》张严平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6-5

有一次，她和一个同事聊起人物写作。同事说她“写人物稿写傻了，什么都相信”。她说：“我们可能达不到那种境界，但你必须相信，这个世界上确实有这么好的人，这么高尚的精神存在。”这句话背后的支撑，是杨南生。“过去这些东西都在书本里，我觉得那是神话。杨先生让我看到了，人真的可以活出一种高尚的境界。”

杨南生去世前留下遗嘱，把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但张严平最终没有签字。她很坦诚地告诉我，刚经历了与杨先生的痛别，她实在不忍心再让他的身体遭受任何创痛。但她又说，如果放在现在，她会签。“因为那是他的心愿。他一生最幸福的事，就是自己‘有用’，对国家有用，对他人有用，对科学研究有用。”

有用，这是一个在当下“生来不一定要有用”的文化语境里，显得有点不合时宜的词。一个人真正地为理想活着，是很幸福的。那种幸福，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确认。杨南生做到了。让人羡慕。

张严平说，杨先生非常喜欢的那本书——《约翰·克利斯朵夫》，后来她重读，才明白他为什么喜欢。那个为理想燃烧、不计得失、在痛苦中依然保持赤子之心的角色，跟他太像了。“赤子之心不是对某一个具体对象的忠心耿耿，赤子之心是一个人面对人生、面对世界，面对生活，无论遭遇多少磨难，依然怀有一颗炽热付出的心怀。这叫赤子之心。”

她说：“过去我不相信人会这么纯粹。杨先生让我相信了。”

爱情的土壤很复杂，

但总有人选择望向同一个方向

“你们那个年代的爱情，在我们这代人看来特别宝贵。现在的年轻人谈个恋爱，好像到处都是条件，反而很难去相信爱情本身了。这个问题有解吗？”

对于记者的提问，她没有直接回答“有没有解”，而是讲了一件小事。

她看过一期《非诚勿扰》，上来一个清秀俊朗的台湾男孩，讲到来上海创业，台上所有女孩都很兴奋，当讲到最后，他说将来创业的收入要留下固定的比例做公益。女孩们开始发问：“公益和女朋友有矛盾怎么办？”“你的比例是多少？多少放在家里，多少放在公益上？”“如果你的女朋友不希望你做公益，你会放弃吗？”一圈问完，全场灭灯。

张严平有点激动。“当时我就想，这个男孩太好了。如果我有女儿，我就鼓励她去追求他。公益是他的信仰，是他的精神追求，她们却在利益的圈子里算比例。”她觉得，这些女孩错过了一个真正的好男孩，她们在爱情里掺入了太多的计算。

她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太物质了，把什么都变成了条件。年轻人还没进入爱情，就已经进入了条件的考场。一个人如果老背着这么多世俗的框框，是很难找到真爱的。

“爱情是人类所有领域里，最自由、最浪漫、最可以由自己做主的一片地方。工作你可能做不了主，很多事情你做不了主，但爱情可以。你为什么要背着那么多框框去过它呢？”

她举了一些让她感动的例子。在工地上，一个工人媳妇递一杯水给丈夫，那个画面比任何靓男美女的摆拍照都让她心动。长途大货车上，妻子一年到头跟在车上给丈夫做饭。“这是真正的爱情”。

29年的相遇，27年如一日的陪伴，让张严平相信，爱情和回忆，可抵余生岁月漫长。

“还是要相信。”她说，“相信这个世界上依然有真挚的爱情存在。而且要勇敢，勇敢地去爱，不要被世俗的条件框住。你遇到一个真正爱的人，那些外在的东西都会变得不重要。能带给一个人最持久幸福的，永远是那个人的内心，他的阳光，他的美好。”

她停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如果当初我脑子里全是世俗的框框，我也不会和杨先生在一起。”年龄差，两地分居，生活清贫，哪一样放在今天看都不成。但不在乎这一切，便收获了一生的幸福。

采访结束的时候，张严平又说，她会一直保持学习，成长自己。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多认识一点世界，多理解一点事物，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包括听到那些好的音乐，读到那些好的书，都会让她非常庆幸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诞生过如此高贵灵魂的地球上。她感受到精神的丰富与辽阔。

这或许就是杨南生留给她的礼物。他走了，但他的光没有熄灭。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她心里继续亮着。而她也终于不再是那个只会追光的人。她自己，也能成为自己的光源。

“生死两处情无尽，地角天涯未是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