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充满硝烟与抉择的年代，1945年，毛主席在回顾那段峥嵘岁月时，曾掷地重申：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 他特别强调了1938年的六中全会，并直言不讳地说，它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回溯历史，我们不禁要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让这场会议承载了如此重大的意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在民族危亡之际，选择了合作抗战的道路。面对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这不仅契合了当时我党我军的实际情况，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波澜诡谲的权力斗争。王明，这位阔别中国多年的共产国际派代表，带着莫斯科的指令和满腔抱负重返延安。他之前未曾经历过长征的考验，也缺席了遵义会议，内心积压了难以言喻的郁闷。回到延安后，他急功近利，渴望一展拳脚，重塑领导地位。甫一抵达延安机场，王明便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声称奉共产国际之命，肩负着领导中国共产党抗战的重任，其姿态之狂妄，言辞之霸道，无不彰显着他那颗不甘示弱的心。正如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犀利地指出：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仿佛在传达‘圣旨’一般。

很快，在王明的推动下，中央成立了长江局，意图统一南方各省的抗战工作。王明自揽重任，担任长江局书记，并手把手地安排博古、凯丰等亲信进入领导层，再加上项英与毛泽东的关系微妙，长江局逐渐成为了一个与延安并立的中央。在具体事务上，王明更是奉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试图否认中央提出的独立自主战略，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共同抗战。究其根本，这并非毫无来由。当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并不全面，他们更倾向于将国民党视为中国的统治力量，认为共产党只有依附于国民党，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斯大林也怀有自己的政治考量，即希望国民党能够牵制住日本，从而减轻苏联东部地区的压力。因此，王明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观点。凭借着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出色的口才，王明迅速获得了不少追随者，长江局的势力日益膨胀，与延安的地位难分难解。倘若任由王明继续这样下去，中国共产党很可能会重蹈陈独秀右倾投降的覆辙，那将是无法挽回的灾难，整个革命事业将因此而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毛泽东深知必须釜底抽薪。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向共产国际阐明真相，纠正其对中国革命的错误认识。于是，毛泽东派出了任弼时前往莫斯科，细致地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和抗日战略。经过任弼时的深入阐述，共产国际终于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并最终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抗日原则。随后，王稼祥奉命回国，为召开六中全会做准备。当得知中央决定召开六中全会的消息后，王明依然我行我素，执意要求在武汉召开会议，以彰显自己作为共产国际代言人的地位，这一要求遭到了中央的坚决反对。王稼祥随即发出了严厉的警告电报：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最终，王明不得不灰溜溜地赶往延安。

1938年9月29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隆重举行。王稼祥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其中明确指出：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建立的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和朱德同志领导的军队执行着新的政策，其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全党都必须支持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 随后，王稼祥又补充说道：在我临走的时候，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这段话，无疑是针对王明的，如同当头棒喝，瞬间击碎了他的嚣张气焰。这次会议，彻底粉碎了王明在党内的错误思想，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便是为何毛泽东才会坚定地将六中全会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会议，因为它为中国革命拨开了云雾，指明了方向，最终引领着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