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大湾区评论）

编者按 · 2026.05.26

随着新一轮美伊冲突所带来的国际油价飙升，市场盛传“3000亿港元中东资本涌入香港”，港交所成交量随之上升。然而，海湾产油国财政尚未受到根本性冲击，中东资本的真实流向与市场传言存在明显差距。

作者引用研报数据指出，此轮中东资本外流的主要承接方是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流入香港市场的中东资本并未如预期，增量主要为内地向香港输入的资金，中东回流资本则以华人背景资本为主。香港若想真正吸引中东长期资金，关键不在于等待战事推高市场情绪，想象短期内的大量资金涌入，而在于切实丰富离岸人民币产品，完善家族办公室生态，并在司法实践、监管行动、国际合作中持续积累法治公信力。

自2月28日美以联合军事突袭伊朗的消息传出后，香港金融界普遍呈现“兴奋”情绪。有不少人判断——由于战火燃起，海湾产油国的富豪们将坐立难安，资金必将出走，而香港作为亚洲最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理应是最大的受益地。于是，“3000亿港元中东资本涌入香港”的说法在市场间迅速流传，港交所的日均成交额骤然放量，单周成交纪录被打破，市场的叙事将一切增量，统统贴上了“中东钱来了”的标签。

但中东的钱真的在香港安家了吗？

财富出走的结构性误判

要理解为何“中东资金大规模涌入香港”这个判断能否站得住脚，需要先厘清战争初期中东国家真实的财政处境。

伊朗遭受突袭后，国际原油价格一度突破每桶120美元，并持续维持在100美元左右的高位。表面上看，这对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这些海湾产油国是巨大利好——每桶多出的几十美元，乘以每天数百万桶的出口规模，账面收益相当可观。但产油国内部对被迫高油价的想法远比外界判断的复杂。

问题首先出在霍尔木兹海峡。战事升温后，这条承载全球约五分之一原油贸易的咽喉水道，通行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商业船运公司大规模规避该水域，部分货轮改道绕行，运费与保险成本急剧攀升。油价虽高，但能实际运出去的货量却在收缩。对产油国而言，这是一种尤为尴尬的处境——账面上的收益因运力受阻而大打折扣，坐拥高油价却未必能足额兑现。

更深层的忧虑在于油价过高对产油国长期利益的侵蚀。每一次油价的大幅飙升，都会加速全球能源结构的转型。欧洲的光伏与风电装机、东南亚市场的电动汽车渗透、各国对能源自主的政策倾斜，都会在高油价的刺激下提速。对海湾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持续压缩其核心资产未来价值的慢变量——油气终有一天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而触发这一进程的往往正是极端高油价带来的倒逼效应。沙特等国对此心知肚明，这也是他们长期将“合理油价”定位在每桶80美元上下区间的根本原因，既要保障财政收入，又不能把需求侧逼上新能源转型的“快车道”。

2026年3月16日，车辆在阿联酋迪拜一处加油站加油

（图源：新华社）

当然，即便有上述隐忧，战事最初数月里，海湾国家的财政受损程度，终究还没有到触发系统性资本外流的地步。主权财富基金的账面依然稳健，政府预算的压力虽有上升，但尚在可控范围之内。迪拜和阿布扎比离战火最近的地方也还有数百公里，日常商业运转基本未受波及。德意志银行从国际收支角度量化分析后的结论同样表明，此次冲突中经济受损最深的并非海湾产油国，受益于油价而坐收出口红利的俄罗斯，反倒成为隐性赢家。

这个背景，让“海湾富豪仓皇出逃”的叙事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最根本的驱动力。资金大规模出走的前提，是财富在缩水、安全感受到实质威胁。但在这场战争的当下阶段，两个条件都还没有充分成立。

新加坡暂时领先

马来亚银行投资银行部经济师蔡学敏在5月13日发布的研报，提供了迄今最直接的数据佐证。报告指出，3月金融系统的数据印证了避险资金涌入亚洲的叙事，但受益的主角不是香港。新加坡才是此次中东资本外流的主要承接方，马来西亚也出现了明显的存款流入，而香港的资金流入“相对较少”。

所以，“泼天富贵”在现阶段还只是我们对香港的美好想象。

要理解这个结果，需要厘清中东资本在选择落脚点时真正看重什么。对于那些将资产分散到本地区以外的海湾富豪或主权基金而言，寻求的不只是更高的收益率，更核心的诉求是一个在地缘政治上具备足够独立性的资产存放地——法律框架稳定，资产不会因为外部的外交压力或制裁联动而被冻结或限制流动，同时所在地的外交立场足够中立，不会让资产因地缘站队而产生额外的政治风险敞口。

新加坡在这两点上的积累，已有几十年。这并不是说香港在法律或制度层面存在明显缺陷，而是说在某些中东资本的风险认知框架里，香港与中国内地市场之间高度的制度联结，使其更多被视为进入中国的门户，而非一个在政治上保持独立地位的离岸枢纽。这种定位，在资金需要的是“分散”而非“集中”的时候，会形成一定的心理折扣。

家族办公室生态的先发优势，是新加坡的另一个筹码。过去几年，新加坡通过一系列税务优惠和监管便利，吸引了大量全球家族财富管理机构落地，从财富规划、信托架构到税务合规，服务链条已经相当完整。香港虽在2026年初宣布将家族办公室税务宽免延长至2030年，但政策落地与生态成熟之间，仍有不小的距离。

对香港而言，另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制约在于定位本身的模糊性。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香港在某些中东资本眼中，可能被视为“中国资产”，而非一个在政治上保持独立性的国际枢纽。这种认知上的偏差，不是靠几条政策声明能够在短期内扭转的。当中东资金首要考量的是“政治中立性”的时候，新加坡的叙事天然比香港更顺畅。

谁的钱在进入香港

当然，说“香港资金流入相对较少”，并不等于香港市场没有增量。那段时间港交所的成交数据是真实的，价格的波动和交易量的放大都确实发生了。但增量的来源和预想的有所不同。

在港交所大楼前驻足的行人（图源：美联社）

有部分海湾资金离开中东并涌入香港的说法，更准确的描述是全球配置型资金在调仓过程中减少了中东的敞口，同时增加了香港的敞口，这两件事可以同时发生，但执行者很可能是同一批欧美或亚洲机构，而非中东本地资本直接搬家。

这一判断在一线层面也得到了印证。证券时报记者走访多家机构后得出的结论是，即便有从中东地区回流的资金，其主体也以华人背景资本为主——早年曾将资产迁往迪拜或新加坡的部分中国企业家或投资者，在中东安全感下降后，开始重新考虑将一部分资产转回香港。香港知名经济学家夏春博士也证实，来自中东客户关于港股配置、债券产品及在港设立办公室的查询确实环比明显上升，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正是此类“华人回流资本”，而非第一次进入香港市场的海湾原生资金。

真正支撑香港市场的，还是内地南向资金。截至4月中旬，南向资金年内净买入已接近2200亿港元，单日净买入一度超过370亿港元，创下历史纪录。有私募机构负责人直接表示，今年净流入的两千多亿港元，基本都是内地的被动加仓，外资及中东资本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确切买入的依据。

除了资金来源地，还有另外一个市场信号值得关注。3月以来，香港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HIBOR）持续下行，1个月HIBOR从3月初的2.36%回落至约1.95%，而此时美联储仍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5%至3.75%的高位。这种“美高港低”的利差倒挂，可能反映了香港本地银行体系流动性趋于宽松——在联系汇率制度下，若外部资金涌入推升港元需求，金管局通常会通过卖出港元来稳定汇率，这一操作会间接增加银行体系的港元流动性，从而对HIBOR形成下行压力。但HIBOR告诉我们的，只是流动性环境的变化；至于这笔钱的地理来源，利率数据本身无力回答。

战争节奏比想象的慢

另一个常被忽视的变量，是战争的进度问题。

伊朗战事持续交火6周之后，局势的走向尚未明朗，目前以外交博弈为主，大规模重新开打的概率已然不高。即便海湾产油国的决策层认为有必要调整资产配置，沙特PIF、阿联酋ADIA这些管理着近万亿美元资产的机构，也不会因为一场结局未定的冲突就仓皇行动。更何况，迪拜作为自由港的核心吸引力——零个人所得税、低企业税、开放的营商环境、多元文化的生活方式——在战争爆发后并没有消失。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影响的是能源运输，而不是阿联酋的税务政策或法律体系。制度优势还在，大规模撤资就不会成为主流选项，顶多是部分富豪在保留迪拜主要资产的同时，将一部分新增资金分散配置到新加坡等地方。

2026年3月，一场空袭迫使迪拜、阿布扎比以及卡塔尔多哈的机场关闭，空袭结束第二天，仍有少数航班计划从迪拜和阿布扎比机场起飞（图源：美联社）

这场战事的走向，可能是漫长的拉锯，而非速战速决。美以联盟的目标在于打击伊朗的核能力和弹道导弹能力，但伊朗的战略纵深、代理人网络以及国内的政治整合度，使其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接受全面的军事失败。更可能出现的格局，是一段激烈交火之后，通过第三方斡旋进入某种停火状态，随后在停火协议的模糊地带摩擦不断，再次升温，如此往复。这种拉锯，会让海湾国家的安全预期长期处于波动状态，但也意味着不会出现彻底改变格局的决定性事件。

资本外流将是渐进式的，而非断崖式的。这对香港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会。挑战在于短期内不会有想象中的资金洪峰到来；机会在于，时间窗口还是存在的，准备的余地依然在。

香港该做什么？

如果资金短期内不会大规模抵达，现在的问题就不是“如何接住那笔钱”，而是“如何让这笔钱在香港长期停留”。

香港最明显的结构性优势，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随着中东国家在油气贸易中对人民币计价的接受程度逐步提升，香港作为“石油人民币”回流池的战略地位已初步成形。近年来在伊斯兰债券（sukuk）市场的布局，以及对中东资本需求的制度性对接，都是在为这条通道铺路。但从铺路到成为主干道，还需要在产品深度、投资者教育和监管协调上做更扎实的工作。

家族办公室是另一个需要持续发力的领域。与新加坡的差距，本质上是政策持续性和服务生态成熟度的差距。税务宽免延长至2030年是积极的信号，但家办的核心需求不只是低税，还包括稳定的法律预期、高效的设立流程、成熟的配套服务网络。这些软性基础设施，需要的不是一个政策声明，而是多年如一日的落实。

法治的稳定性，依然是绕不开的话题。无论是已经在港的海外资产，还是可能从迪拜迁移过来的新资金，投资者最终看重的是资产在法律框架内的安全性——他们的资产会不会在某种政治压力下被冻结、被限制流动、被强制披露。这不是一个可以靠宣示性承诺打发的问题，而是需要通过一系列司法实践、监管行动和国际法律合作持续验证的长期信用。

香港还有一张新加坡不具备的底牌，就是与中国大陆的深度联结。中东主权基金当前最迫切的战略诉求之一，是摆脱对油气收入的单一依赖，在科技、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布局未来，而中国在光伏、电动汽车、大模型等产业上的积累，恰恰是中东资金最感兴趣的标的。2026年第一季度，中东主权基金参与港股IPO基石投资的比例，从2024年的不足20%升至接近40%，布局方向高度集中于AI、商业航天与新能源。绝对规模虽然仍以数十亿港元计，尚未构成市场主力，但方向性意义已经相当清晰。香港若能充当连接中东资本与中国产业的技术转移枢纽，其价值将远超单纯的资金中转站定位。

2025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首次在香港举办，打造了一个“中国智造”的产业展示平台（图源：新华社）

那笔钱终究会来

把所有这些拼在一起，一张轮廓大致清晰的图景浮现出来。

中东战事触发了资金东移的预期，但实际流动的节奏远比预期慢；到目前为止，新加坡的获益比香港更显著；进入香港市场的增量，主体来自内地南向资金，加上部分华人背景的回流资本，真正来自海湾产油国的原生资本，目前仍是少数。

但这个判断，只适用于当下。

如果这场冲突真如本文所预判的那样，将在战争与停火之间拉锯一段时间，那么海湾国家的安全溢价将长期维持在高位，资产多元化配置的需求会持续强化。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越来越多的海湾资本开始认真考量香港——不全是因为香港自身的吸引力，而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市场的配置需求会随时间逐步增加，而香港是进入这个市场最顺畅的门户。

摩根士丹利的数据提供了一个参照——今年前4个月，流入中国股票的外资已达2025年全年的80%。背后既有中东资本的战略增配，也有全球资金对中国科技资产的重新认知，两者交织，方向一致。

“泼天富贵”这个词，本身就藏着一种等待天降的心态。资本流向从来不是“馅饼”，它会流向那些把制度细节打磨到位、把服务环节铺设妥当的地方。如果香港想要接住那笔中东的钱，最好的方式，不是等待战争消息来推高成交量，而是在战事仍在缠斗的这段时间里，把家族办公室的框架搭好，把离岸人民币产品做深，把法律体系的可信度在实践中一点一点积累。

然后，那笔钱自然会来。

本文作者

朱兆一：盘古智库中东研究所执行所长，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学者。

邱霁：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