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厘清“自主”二字的真实意涵。“自主”不是一种文化姿态，而是关乎知识何以可能、何以生成、何以获得合法性等元理论问题。若仅停留于中外之争、立场之辩的表层，便难以触及问题的实质。在元理论的层面上，所谓“自主”至少应从主体、问题与理论三重维度加以把握。三者各有侧重又彼此贯通，共同构成自主知识体系得以确立的内在结构。

主体自主：研究者的反思性自觉——

知识从来不是漂浮于真空中的纯粹理性产物，而是由处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中的人所创造。主体自主追问的正是“谁在思考”“为何思考”这一根本问题。

长期以来，国际学术体系中存在一种隐而不彰的分工：西方学界更多扮演理论的创造者与输出者，非西方学界则大体被默认为经验的提供者与理论的消费者。这种结构性的不对称深刻塑造了许多非西方研究者的学术惯习。一些中国学者也在有意无意间内化了这种学术定位。比如，选题紧跟西方议程，理论框架直接援引欧美前沿，本土研究简化为对既有理论的验证、修正与细化。这种“在中国”的研究，表面讨论的是中国问题，思考的主体性却处于悬置状态：问题意识的来源、理论资源的依托、研究价值的评判往往主要锚定于外部参照系。

主体自主并非主张知识上的民族主义，亦非拒斥外来资源，而是要求研究者保持一种清醒的自我反思：我为何选择这一问题而非另一问题？我的问题意识从何处生长？我所借用的理论工具是否真正有助于理解眼前的现象，抑或仅仅为了让研究显得更为“规范”？这一反思的本质是对自身学术位置的觉知。当一位学者能够从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的社会实践中提炼真问题，而不再仅从西方文献的缝隙里寻找研究空白，主体自主才得以真正确立。

问题自主：从本土经验中生长出真问题——

如果说主体自主指向的是“谁在思考”，那问题自主则进一步追问“思考什么”？可以说，问题意识的来源从根本上决定知识体系的内在品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规模之巨、速度之快、内涵之复杂，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有的。数亿农村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与安置，数字技术对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关系的全面重塑，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边界与互动模式的持续调适，背后都蕴含着大量无法被既有理论充分解释的机制与逻辑。问题自主要求研究者从这些鲜活的经验事实出发，提出真正属于这一文明体自我理解所必须回答的课题，而不是从西方学界设定的议题清单中按图索骥。

立足本土并不意味着自说自话。真正的问题自主，需要研究者在深描中国经验的同时保持比较的视野，将本土问题置于人类社会的普遍维度中加以审视。比如，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制度安排与东亚其他经济体、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路径有何异同？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国家—社会”关系与欧美的社群自治、东南亚的地方权力结构之间存在怎样的结构性差异与可通约要素？这样的追问，并非为了将中国经验化约为某一普遍理论的注脚，而是为了在差异中辨识那些可能具有更广阔解释力的机制。由此，问题自主具有双重指向：既要扎根于本土经验的厚度，也要主动进入全球学术的对话场域，“以我为主”自觉设置议程。

理论自主：用自己的概念讲好自己的故事——

概念与理论是知识体系的基本建筑材料。理论自主要求研究者具备从原生经验中进行理论抽象的能力，而非止步于经验描述。

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现代化经验的产物。“个体化”“中产阶级”“公共领域”等范畴固然凝结了重要的社会学分析智慧，但其经验指涉与理论预设并不天然适用于一切社会。若不加反思地套用于中国，往往陷入两种困境：要么削足适履，要么得出“中国不符合某理论”的浅表结论，二者都无助于知识的实质增长。

讲好自己的故事意味着要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过程中提炼出能够准确刻画经验特征、具有分析效力的新概念，并由此逐步发展为中层理论乃至更具一般性的理论命题。这里的“新”既可以是完全原创，也可以是对旧概念的创造性转化与意义重赋。关键在于，这些概念不仅要能有效刻画中国经验，还须具备进入跨语境学术对话的潜力，在一定的比较范围内承担起解释功能。

理论不仅是高度形式化的命题系统，更是帮助人们把握社会运作逻辑的抽象工具。理论自主不在于一夜之间去打造一个“中国学派”的宏大体系，而在于具体问题域中的扎实深耕。当足够数量、足够质量的中层概念与命题累积起来，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轮廓便会更加清晰。

三重自主的贯通及其方法论意涵——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是一项元理论建设工程，而非单纯增补“中国案例”于既有理论框架。主体自主、问题自主、理论自主三者也并非孤立并列，而是相互成全的生成链条，构成“主体自觉—问题挖掘—理论凝练”的完整闭环。

三重自主的贯通指向一个根本性的方法论立场，那就是在特殊与普遍之间另辟一条新道路：深入中国经验的深处，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其复杂性，同时怀有普遍性的理论关怀，致力于从这一经验中提炼出能够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对话的概念、命题与解释框架。这既不是要把中国经验装扮成另一种普遍模板去取代西方，也不是以例外论拒绝一切跨文化的比较与理论检验，而是在承认知识生产情境性的前提下，去发现那些嵌入情境却又能跨越情境的社会机制。

这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元理论工程。它要求一种社会学式的想象力转换，将个人的学术困惑与更宏大的社会变迁联系起来，将中国的结构转型与人类社会的普遍议题联系起来。这不仅关乎中国学术的自尊与自信，更关乎人类社会科学知识版图的重构与拓展。

（作者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中国知识体系构建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