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新一轮人工智能热潮正席卷全球，机器学习、大数据等技术的突破和迭代更新迅速延伸至各学科领域，逐步成为这些学科领域未来发展的基础性支撑。在万物互联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已成为21世纪横跨计算机、心理学、哲学等领域的尖端技术之一，对现代战争的形态与模式产生了深刻且深远的影响。与其他新技术一样，人工智能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将该技术应用于武器装备领域时，即便机器具备了人类的思维认知能力，但也无法拥有人类所特有的社会属性，即难以受到道德和经济利益的束缚。由此可见，如何应对并破解战争中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伦理问题，便成为当今战争伦理研究领域的紧迫课题。本文将结合机器人三大定律，从战争伦理与道德哲学的思辨性视角，深入剖析人工智能机器人（特指类人智能的机器人）应用于军事领域所引发的根本性伦理问题。

基于机器人三大定律的

伦理争议探讨

机器有权杀人吗？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知名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曾提出的机器人三大定律：第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因不作为而使人类遭受伤害；第二，除非违背第一定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第三，除非违背第一及第二定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这一著名的机器人三大定律，其核心意义在于提醒人们，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必须要恪守相应的伦理准则。

科幻作家 阿西莫夫

机器人三大定律中的第一条就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但“伤害”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准确定义的概念。尤其当机器人被应用于军事领域时，这一概念会因情境的特殊性而变得更加模糊和复杂。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机器人，并投入未来战场中，这本身就是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战争伦理问题。

人工智能机器人作为人类制造的产物，若在战场上实施杀伤行为，是否可将其视为人类的创造物出现了“异化”？要回答这一问题，需深入剖析人工智能的本质，并结合战争的本质展开辨析。战争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冲突，从这一属性来看，“机器杀伤”似乎具备了形式上的某种合理性。然而战争的本质更是政治的延续，机器无法独立承担其实施杀伤行为所引发的法律与伦理责任，相应责任须由操控机器的人类主体或相关组织承担，因此机器本身不具备实施杀伤行为的“权力”。

美军专家计划旨在赋予人工智能

自动识别并生成攻击建议的能力，

图为该计划中的Maven 智能系统

美国防部自2017年启动的专家计划，便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典型案例之一。该项目于2022年移交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旨在赋予人工智能自动识别目标并生成攻击建议的能力。这一技术的发展趋势虽未直接指向人工智能机器人自主决定实施杀人行为，却已引发相关伦理争议，且与机器人三大定律中的第一定律形成潜在的核心冲突。例如，战场上人工智能系统被编程为“敌方战斗人员=合法目标”，但现实战场的复杂性远非算法模型所能涵盖：一方面是平民误判；另一方面是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的识别认定界限变得愈发模糊。这一切都指向一个亟待厘清的核心问题：如果人工智能系统自主发起攻击，是否违背了“不得伤害人类”的基本原则？

用于战争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与其背后的伦理问题

过去的机器旨在节省人的体力，现在的人工智能机器人逐步承担起替代人类智力的功能。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军事化运用，或将因现有国际军备管控条约存在的漏洞与空白，助推此类机器人武器的全球扩散。

机器人要与道德和正义有机结合，

才能具备成为行为体的可能

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人性缺陷问题。人性，或者说是人文主义，理应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一盏明灯。人工智能作为现代科技的核心成果，其发展具有科技的“双刃剑”特性——解放人类和发展人类，但同时也潜藏着诸多弊端。若我们不能谨慎看待机器人战争背后的伦理问题，就有可能面临被脱离伦理规范约束的机器人战争所吞噬的危险。网络上存在着“人类将要被人工智能打败”的担忧；更有观点认为，“必须慎重发展人工智能，不久的将来，人类将会被人工智能所代替，最终将变得一无是处”。这类论调无疑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恰恰凸显出未来人工智能战争所蕴含的伦理隐患。如果我们不重视伦理层面的问题，不及时对人工智能机器人进行伦理规范与约束，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理性缺失问题。战争是推动一门技术从诞生到成熟的加速剂。可应用于战争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一旦被投入到战场并适应了战争需求的变化，就有可能进化为高效精准、脱离人类操控的杀伤性武器，而这一进化过程，恰恰会让其理性先天缺失的核心问题被无限放大。这会对战争的政治属性形成反噬，最终必然会让己方在战争中陷入政治被动。

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本性缺位问题。本性主要是指人类的向善本性。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大多数士兵对杀戮行为会本能地产生反感，但人工智能机器人并不具备这一本性。正因为它缺乏人类的情感与价值判断，一旦在军事领域广泛应用，便难以避免会产生违背指挥官意志、引发不可预期的战场状况。而这种先天的本性缺失，也让人工智能机器人在投入战争后，极易引发两方面的关键问题：一是会导致战争破坏性的扩大，这是因为其缺少了人类对战争的恐惧感与厌恶感；二是其机动性不受电池电量之外的其他因素制约，这一特性拓展了战役战术的机动边界——机器人不知疲倦，可执行长途奔袭任务，这显然会大大增加战争的不对称性。

破解战争中使用人工智能

机器人伦理问题的建议

哲学上，人们把道德与经济利益看作是伦理的基本问题。而人工智能机器人对人类没有同情心，自然不会对目标手下留情，一旦被启动，其强大的破坏力便会使其成为冷血的“杀人机器”。在战争中，敌对双方均受基于人类社会理性形成的战争伦理制约，也就是说，战争伦理的存在对战争的破坏性能起到制衡的作用，让战争的破坏力始终处于人类可承受的范围内。我们研究战争中使用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伦理问题，目的就在于超前研究机器人战争伴生的战争伦理问题，并力求在未来战争爆发之前，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对策。

给机器人这把双刃剑加上“人工道德”的剑鞘。对待人工智能机器人这类新事物，我们既要秉持批判态度，更要保持谨慎与客观的理性思考。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伦理问题，本质上就是“人工道德”问题，这一问题从源头上来看，由人工智能技术衍生而来。这就要求科学家清醒认识到，科学技术并非无禁区，需秉持理性原则发展人工智能技术。部分观点认为，如果包括机器人在内的智能产品能够具备“人工道德”，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智能产品行为的伦理责任将从设计者与使用者转移至智能产品本身。因此，对自主性要求日益提升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而言，科学家应注重其人工道德的设计与塑造，更应推动其自身成为人工道德行为体。相较于材料构造、性能参数等硬指标，让人工智能机器人具备道德判断与思考能力的软指标，其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

给机器人这种类人体嵌入“正义伦理”的标准。机器人通过模仿人类思维具备类人特征，这正如计算机网络之间文本传输依托统一协议，当将其应用于战场时，必须先明确一个问题——不同机器人之间，需建立起具备“协议”作用的统一道德约束规范，且这一协议本身要根植正义伦理的内核。战争中，敌对双方的机器人均服务于己方作战目标与政治目的，为争夺战争利益而存在，这也为我们建立类人智能之间的统一道德联系造成了巨大阻碍。其根源在于人类自身，换言之，科学家需清醒认识到，科学与伦理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与评价标准。因此，在开展机器人设计时，要将科学与伦理有机结合，而非仅局限于科学范畴。

给机器人这一新事物接上“社会属性”的芯片。政治可以使文化免于沉沦，也能为人类文明发展锚定方向。爱因斯坦曾说过：“科学家对社会政治问题一般显得很少有兴趣。其原因在于脑力劳动的专门化，造成了对政治和人类问题的盲目无知。”机器人在战争中的伦理问题，本质上反映的是机器人的出现及其军事应用，会引发怎样的道德与经济利益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是否契合人类在道德准则与经济利益层面的普遍预期。也正因如此，有人担忧这类道德与经济利益层面的变化，可能会引致人类文明的毁灭。从文章开篇提及的机器人三大定律可知，机器人的本质是人类的附属品，其社会属性体现在作为人类的工具而存在，而非脱离人类独立发展。人工智能本身，是人类依托自身区别于动物的特有能力，赋能自身社会属性提升、进而实现自我解放的一种新尝试，而这一尝试，必然存在让人类陷入新灾难的潜在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