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祁泽宇

西学东渐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现象。虽然西方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却也产生了大量难以自洽、无法适应的“强制阐释”，西方理论立足于西方体系，在欧美社会语境中自有其普适性，但就当代中国而言，无法忽视的是不同语境的差异。对此，《黄宗智对话周黎安：实践社会科学》一书提出了不同见解，黄宗智与周黎安根植中国政治经济实情，较为中肯地分析了各种理论的得失，破除“西方中心论”，二人围绕国家治理、国家能力等议题，侧重历史，聚焦当代，建构起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话语。

黄宗智透过明清、民国、计划经济时期与当今的农村变革和经济发展，论证了不同时段的中国都具备国与民、政与法、党与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等的二元双向结合，国家和社会从来就不是西方理论所设定的对立矛盾体。而今日更是如此，中国的经济体系早已促成“有为”政府和市场化环境的高度结合，形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二元合一的互动和互补。在黄宗智看来，古代中国基层政府运作机制与西方不同，由于中国比较独特的“集权的简约治理”传统，即便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也没有强烈的社会基层渗透力。

周黎安关注的重点在于中国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其一是“官场+市场”理论模式，即地方官员的晋升与企业市场竞争的结合；其二是“行政发包制”，即政府公共事务层层发包和分包的体制。可以说，两个理论构成了缜密的逻辑体系，一定程度上与黄宗智的理论遥相呼应、相得益彰，“行政发包制”是对“集权的简约治理”所采用的一个重要机制的论析；而“官场+市场”则证明了国家和社会经济间的互动、互补关系。

黄宗智、周黎安的研究源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所发现的田野实情，他们围绕中国的农业史和乡村经济，以及法律史和基层治理，展现对现实的关照性。例如，《市场主义批判：中国过去和现在不同类型的市场交易》一文揭示了帝国主义、美国金融霸权、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平等实质，进而基于中国经验认识中国，从市场和国家、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二元互动和互补来认识和理解中国的经济体系和市场经济。《农业内卷和官僚内卷：类型、概念、经验概括、运作机制》一文直面“官僚内卷”和“农业内卷”，体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全书如其书名“实践社会科学”的立意一样，立足本土、直面现实、回归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