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龙的职业生涯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这些财富的分配方式也随着时间发生了多次调整。这些变化并非仅仅因为事业发展的需要，而是家庭内部的事件深刻影响了他原有的财产规划。最初，他的财产分配方案是在一些家族事件的推动下设定的。1999年，吴绮莉召开记者会，公开了她与成龙的关系，并透露了女儿吴卓林的存在。这个事件震惊了公众，也迫使成龙不得不正面回应，并对自己的财产规划进行了重新调整。在新的方案中，他将财富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捐献给慈善，另一部分则留给妻子林凤娇和儿子房祖名。这一分配方案明确排除了吴卓林及其母亲的继承权。财产管理的重心由林凤娇掌控，尤其是成龙的影视版权收益。而这个安排一直维持了较长一段时间，直到家庭发生了新的变故。

2014年，房祖名因涉嫌吸毒被捕，这一事件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警方在北京房祖名的住所发现了毒品，并且因容留他人吸毒被拘留。这件事让成龙的公众形象遭遇了一定的挑战，也促使他重新审视对儿子的财产安排。在房祖名服刑期间，他的财产待遇发生了变化。成龙决定将房祖名原有的继承份额改为每月领取生活费的方式，并且设定了行为表现的限制，只有在遵守条件的情况下，才会发放资金。这一改变显然是希望通过控制财产的使用，避免房祖名一次性继承过多财富。尽管如此，成龙的财产规划中，慈善捐赠的部分始终未曾改变，林凤娇也继续掌控家庭的主要资产。

与此同时，吴卓林的成长过程同样伴随着财产分配上的争议。她出生后，成龙并未公开承认父女关系，吴卓林也并没有直接继承权。吴绮莉独自抚养女儿，面对经济压力时，她曾通过媒体表达过不满。吴卓林在青少年时期移居加拿大，曾一度依赖社会救助度日。尽管成龙在这一期间未公开参与任何财产事务，但有报道称他通过间接的方式为吴卓林提供了帮助。在最初的财产方案中，吴卓林被明确排除在外，这与房祖名的待遇形成了鲜明对比。家庭结构的复杂性，以及成龙对不同子女的不同处理方式，成了这种差异的根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成龙对遗产规划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他在其中设立了一个信托基金，将部分财产指定为吴卓林的受益资金。这一信托基金允许吴卓林在达到一定年龄后逐步领取资金，每月领取固定比例的收益，而这些资金不得由吴绮莉直接动用。这样的安排不仅为吴卓林提供了长远的经济保障，也防止了资金的滥用。相较之下，房祖名的生活费机制依然没有发生变化，未转变为信托基金或大额继承。成龙的这一财产调整无疑是对不同子女人生经历的回应，而信托基金的设置成了吴卓林专属的保障形式。

林凤娇在成龙的财产分配中，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从1999年开始，她就参与了家庭财产的管理，确保了家庭资产的稳定性。成龙的影视版权收入大部分由她负责，这些版权收入不仅包括了成龙所参演的多部电影的授权费用，还包括其他多项收入。林凤娇在整个财产分配方案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远远超过了其他家庭成员。这份控制权的背后，是她在早期家庭风波中的坚定表现。当时，她通过公开声明巩固了自己的家庭地位，并确保了财产管理的顺利进行。财产方案的多次调整中，林凤娇的影响力使得分配始终保持连贯性，避免了外界因素的干扰。

吴绮莉则在这一系列财产事件中经历了许多起伏变化。1999年那场记者会之后，吴绮莉曾公开表示希望能获得对女儿教育的支持，但成龙的财产方案中并未考虑她的需求。在信托基金的修改中，吴绮莉被排除在受益人之外，资金只能由吴卓林使用。这一设置明显是为了避免资金流向其他不确定的方向。虽然吴绮莉的生活状况在此期间有所波动，但成龙并未对她的财产分配做出特别的调整。 房祖名涉毒事件之后，他的财产分配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出狱后，房祖名参与了一些公众活动，但成龙并未在财产上给予他过多支持。成龙的财产修改方案中，明确规定了每月的生活费发放方式，以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而不是一次性给与房祖名大额继承。相比之下，吴卓林的信托基金则为她提供了更为稳定的保障，虽然她和成龙的互动较少。成龙的财产中，影视版权仍然是最重要的资产，且由林凤娇继续管理。这些版权的持续收入为家庭提供了经济支持，财产分配的调整并未影响林凤娇对版权的掌控。成龙依然坚持将一部分财富用于慈善捐赠，减少了家庭继承的比例。整体来看，成龙的财产规划反映了他对不同家庭成员的复杂情感和对遗产的多样化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