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市场讨论不要老在证券、上市这一个范围，资本市场实际上既包含企业股权投资基金、股权补充机制的环节，也包含证券市场本身这个环节，两个‘轮子’一起转。”1月10日，在第三十届（2026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围绕资本市场改革分享了重要观点。

他强调，资本市场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来说包含两个“轮子”：一个是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以及股民等形成的股票市场；另一个是全社会工商企业的资本金形成和补充机制，涉及到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是超越股票市场的一个更大的范围。

在黄奇帆看来，资本市场两个“轮子”一起转，形成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解决中国企业效益问题和风险问题，需要形成长期的、可持续的企业资本金补充机制，额外调度资金降低企业负债率。

两个“轮子”要一起转

“我们国家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工商企业股权资本不够、补充机制不够，（往往）起步的时候够了，过五年、十年又不够了，没有形成长远的补充机制。”黄奇帆说。

他提到，上世纪90年代由国家主导的国有企业破产核销坏账和债转股，以及股票市场的建设发展，对补充企业资本起到了重要作用。

“到2000年的时候，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金一度达到70%以上，国有企业资本金也都在50%以上，这个时候是比较丰富的。但是，过了十年，不管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包括上市公司在内，我国的企业负债率都在70%左右，它们的债务资本是净资本的200%，比美国、欧洲工商企业30%～40%的负债率高了1倍。这个问题长期存在，其实就是中国企业效益问题、风险问题等各种比较脆弱问题的一个聚焦点。”黄奇帆说。

“所以，怎么样解决好中国企业，包括国有、民营、上市公司在内的企业资本金的持续形成机制，是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他认为，要两个“轮子”一起转，推动中国资本市场改革，既要发展好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这个环节，又要发展好所有工商企业股权资本的补充机制、形成机制，“把这两个方面一起干好。”

黄奇帆表示，私募基金、公募基金，以及各种产业基金是重要的企业股权资本金补充机制，但并未改变企业70%负债率、30%股权资本金（占比）的格局。一方面，对于微观企业，凡有基金投入的地方都会出现股权结构变化；另一方面，从宏观角度来说，数十万亿元的私募股权基金、公募基金、产业基金依然是从工商企业本身的股权中“调出来的”。

“现在中国中央国有企业有24万亿元（左右）资本金，地方国有企业有85万亿元，加在一起110万亿元资本金；民营经济差不多一半对一半，也有10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金。这200万亿元不管放到企业股权里，还是放到私募基金或其他基金的股权里，负债率总体没变，变化的是资源配置方式和投入产出效益，所以这是极有意义的，但总体上是不够的。”黄奇帆建议，必须从工商企业的股本金之外，额外调度出30万亿～40万亿元的资本金，进而将中国工商企业的资本金规模从200万亿元左右提升至240万亿元左右，企业的债务率也就有望从70%降低到55%或者50%。

钱从哪里来

“那么，什么地方有这么一块资本金，是工商企业目前200万亿元资本金里没有包含，但又在中国国民经济里客观‘沉睡’在那里？”对于“额外”调度资本金的来源，黄奇帆提到了四个方面。

第一，银行资本金。“全世界的银行规则有一条，即银行的资本金可以拿3%出来作为股权投资，而中国所有商业银行都没干这个活儿。我们中国的银行有几百万亿元的资产，有33万亿元（左右）净资本。所以我们的银行系统可以拿出大约1万亿元的资本金作为一个投资基金母基金的资金来源。”黄奇帆说。

第二，全国社保基金。“国家的社保五险一金，每年大约有六七万亿元的收入和六七万亿元支出。根据我们国家政策规定，社保基金30%可以拿来投资，对应规模约2万亿元。”黄奇帆说。

第三，各类商业保险资金。“商业保险公司每年进出的保险资金收入大体上在12万亿元（左右）。如果拿出30%就是3万多亿元，接近4万亿元。”他说。

第四，外汇资金。“我们的外汇存底是一笔债务，是不能动用的，但是财政可以通过发行（比如）7万亿元的特别国债买入1万亿美元。这个时候，从存款准备金的角度可以降低存款准备金利息；从M2的角度对货币调控有好处；另一方面，国家发行了7万亿元特别国债，实际上也可以成为一个基金来源。”他说。

“这四个方面如果加在一起有十几万亿元，这只是引导基金，还会引发1:3到1:4的社会各方面的跟投，从而形成四五十万亿元的股权基金。”黄奇帆强调，如果这部分股权资本金形成并进入企业，将带来至少几方面的好处：一是改善企业风险和经营状况，二是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三是带来可观投资回报，四是提升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带动力，五是提升民营企业的信用、股权回报、效益等。

黄奇帆以8%平均回报率估算（新加坡、美国欧洲同类型基金的投资回报率分别在15%和10%～12%左右）称，在上述假设下，该基金可以带来3万亿元～4万亿元的投资回报。“（投资回报）一部分可以成为财政补充，一部分可以成为商业保险、社保基金的补充，还有一部分尤其投资的好项目上市之后，可以为全民分股票、分红。”他结合新加坡、德国等国家实践说。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