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德育的机遇和挑战
当成群结队的机器人作为乘客出现在纽约地铁里的时候，引来众多人好奇地围观与议论。当人形智能机器人的思考能力﹑行动能力有望超越一般原生人类个体的时候，不能不引发一些人的恐慌。当机器人具有性感的面目，温顺的脾气，不仅可以不知疲倦地做家务，还能与人“结婚”生子，且获得这样一位机器人的成本很低廉时，将会发生什么？再联系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谈恋爱，不愿意结婚，不愿意与原生的人一起成家立业过生活，还有城乡不同区域巨大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恰好形成一个极其旺盛的供求空间。在此情境下，人与机器之间的道德与伦理是什么？原生人类的道德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人工智能时代对德育带来哪些机遇与挑战？
道德是人们基于对社会的认知而形成的参与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德育是基于道德假定的教育行为。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道德的主体，催生出了非原生的“人”，从而也改变了人对自身的认识，出现了原生的人与机器人相处的问题；出现了一些人利用机器人替代、抑制另一些原生人参与社会劳动的问题；出现了机器人可能反客为主，伤害人类的问题。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人的一切价值都需要被重估，原有的道德有一部分将会被淘汰，一些新的道德内容、规则将会产生，新道德的产生是人类面临的“危”与“机”并存的新机遇，德育需基于新道德的内涵与教育生态的变化同步调整，同样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
智能时代德育的风险主要存在于以下方面：
一是边缘化德育主体被智能算法赋权，极易压制普通的道德主体。个体基于实际体验得到的道德判断，易被依托智能算法所生成的五花八门的“个性推荐”“热点头条”所诱导和压制。
二是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过度依赖会解构德育过程的生成性特质，使德育机械化、刻板化、单调化。德育从人性化转为物性化、技术化、数字化、预设化，甚至可能千人一面化，背离德育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生成性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特征。
三是技术流行会导致人的情绪情感边缘化，让德育过程中难能可贵的人文性、情感性、创造性的因素被忽视或消解。是非、善恶、美丑等各种异质性的价值叙事在网络空间竞相争艳和自由流转，德育价值的主导性将面临严峻挑战。
四是将深邃、春风化雨的德育变得流程化、肤浅化。比如，一些学校热衷于使用的智能“画像”技术，对人的品德形成做过于简单的推定，使教育对象形成表面化、快餐化、情绪化、泛娱乐化的心态，渐渐丧失进行思想咀嚼、道德沉思、价值内省、情感共鸣、心灵对话、精神关怀的兴趣，压缩德育内容的辐射力。
应对上述各种挑战，以人为本是最基本的原则。在人工智能尚未出现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当作工具的现象，就有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违反以人为本原则的道德伦理存在。人工智能技术大爆发可能使得一些人反思原生人类之间的伦理从而变得更加以人为本，也可能促使一些人走上另一个极端，把跟不上时代的人视作与机器等同的工具。因此，人工智能时代需要更多的人和机构坚守以人为本。
智能时代正重构着整个社会，德育作为教育和整个社会的一部分，也必然被重构。重构的一种方式是完全顺应技术，与智能技术“共舞”；另一种方式是对技术的双面刃特性有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从绝大多数原生人类个体的权利出发构建新技术图景下的新道德、新德育。
若是要做后一种选择，人工智能时代的德育就不能过于灌输，而应引发更多的主动思考；就不能过于倚重教条与规训，而应增强道德判断能力，强化原生人类个体与机器人之间的差异，即便机器人再聪明，与原生人类个体相比，也有着本质的不同，与其相处需要遵循不同的道德准则。
当然，人工智能时代的德育虽然有很多挑战，但妥善使用各项新技术，也能有效促进德育的提质增效。
首先，实现德育场域的时空延展。通过运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等智能技术，可以使德育方式更加丰富、生动、内容更加多样、适恰、构建虚实结合、人机互动、实时共享、沉浸体验的全新德育场景，使德育得以突破时空的局限、全景化、多维度开展。
其次，实现德育供需的精准匹配。通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教育者可以从多维度实时评估学生的道德发展状况，并据此进行个性化指导，让因材施教从理想照进现实。
最后，实现德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妥善使用各项智能技术，一方面可以助力更多的知识、信息、数据等转化为德育资源，另一方面还能使德育主体借助终端随时随地获取德育资源，大大提高德育资源配置的覆盖面和共享度，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德育资源的价值。（本文来自2024年1月3日《德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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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教育改进社
建立于1921年，陶行知为主任干事，蔡元培、黄炎培、熊希龄、郭秉文等为董事，梁启超、孟禄等为名誉董事，主要成员还包含胡适、陈鹤琴等，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教育救国社团，有效地推动了中国教育专业化、科学化、世界化进程。
2011年恢复重建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现有社员三百余人，已形成有志教育改进者相互切磋和激励的社群，专业化的第三方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