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即将过去，短短一年间，我们见证了太多的变化。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加速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边界，不断涌现出的媒介形式争先恐后地抢夺着我们的注意力，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已经开始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数码时代改变了我们的语言，甚至能操控情感……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对本栏目在过去一年间刊发的稿件进行了回顾，尝试将反复出现的现象串连起来，从中梳理出了2025年的八个年度话题。在这次并不完备的翻检当中，我们希望短暂地跳出技术设定的视角，去反思我们与真实的世界的互动：去观察人们与动物、植物与食物的关系，去理解气候如何搅动社会，去感受世界主义的退潮，去体会爱、死亡与生命的可能性。当世界的声音越来越嘈杂，我们越要去倾听潜流正在向何方涌动。

虚拟偶像、VR空间、数字永生和“看着像AI”……2025年，我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经历“虚拟化”。痛文化、虚拟欲望与阴谋论……或许虚拟也在以同样的速度步入现实。

现实的虚拟化

在主播和直播行业兴起之初，主播多以真人形象出镜，力求呈现出“真实感”。而在2025年，越来越多的虚拟主播开始涌现，并吸引到大量粉丝。在思想市场的文章“穿越目光：虚拟主播的四具身体与观看之道”中，作者祝清浩聚焦虚拟主播这个新的技术形式和角色形象。虚拟主播是借助动作捕捉、2D或3D形象等技术进行网络直播的主体。尽管虚拟主播们的形象绝对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但动人甜美的声音、一颦一笑的表情和观众获得的情感都如此真实，甚至远胜于现实。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看待虚拟主播的身份？

在如何看待互联网上的他人之外，人们也越来越关注如何在媒介平台上建构自己的身份与形象。在文章“情绪经济视角下的‘出片文化’：身份构建与去远寻视”中，作者郝梦琦借用拉康的三界理论分析出片文化：现实实在（actual entity）需要通过一系列融入群体与社会的实践来证明自身的社会价值。人要到符号界中去弥合与象征界的分裂，进而实现自己的欲望、确立自己的身份。个体一方面留恋着想象界（Imaginary Order）的虚幻形象，又谋求着象征界（Symbolic Order）的身份认同。

从2024年年底开始，一轮真正开始“落地”的VR体验风潮在全国各地铺开。据自媒体“新声Pro”报道，仅上海一地，2025年五一假期就有近20家VR体验馆开业。在文章“VR大空间（LBE）沉浸式体验：0不能创造1，但100可以创造无限”中，作者孔德罡分享了自己的VR空间体验：今年夏天我在浦东美术馆走进了《1874：印象派之夜》，当我走上1874年的巴黎歌剧院门口的黄昏街道，当我和莫奈一起看到了璀璨绚烂到崇高的《印象·日出》，当我意识到我正在自由观看这三层楼的画展的时候，我过往对VR的既定印象一扫而空。我明白VR动起来了，活起来了，模拟世界真的产生了。

但作者也提出了相应的反思：彻底模拟现实世界乃至于可以取代现实世界的模拟世界，意味着人类最本质的存在论和本体论问题，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之前还是一种科幻的空谈，是一种杞人忧天，但在VR大空间出现之后，也许就不再是了。（）

如果说上述现象还停留在文化娱乐层面，那么TESCREAL的世界观与优生学（以“改良种族”和遗传选择为核心的思想）及IQ现实主义（IQ realism，认为IQ是真实且重要能力指标的立场）则呈现出一幅危险的后人类主义图景。

在《雅各宾》的文章中，记者道格·亨伍德采访了TESCREAL思想的提出者，哲学家埃米尔·托雷斯（Émile Torres）。后者表示，TESCREAL的核心是超人类主义——依靠先进技术对人类有机体进行“重新工程”（reengineer），改变基因、身体与心智形态，最终产生全新的后人类物种。与此同时，人类被设想要离开地球，先殖民火星，再扩张到银河系和更远的宇宙空间。借助极端发达的计算技术，他们打算建造行星级甚至更巨大规模的计算设备，在其上运行包含万亿数字“人”的虚拟世界。宇宙被设想成一个可以被彻底改造、最大化利用的场域。

他进一步介绍，在这一愿景中，后人类可能有两种主要形态：一类是生活在虚拟现实/模拟宇宙中的数字存在，即在巨大计算平台上运行的数字心智；另一类是拥有机械或仿生身体、在物理宇宙中活动的 AI 实体。其次，这一蓝图高度精英主义、反民主——一小群掌握资本与技术权力的科技大亨，正在不经大众同意的情况下，试图重塑人类乃至宇宙的命运。他们自认为掌握了“更高层次的理性”和“宇宙视角”的真理，因此不需要、也不在意普通人的意见。

那么，在技术上实现数字永生意味着什么？2025年初，宇树科技公司公布了一项名为“数字永生方法、系统、设备、存储介质和智能身外化身”的专利构想，旨在通过采集一个人生前的各种“存在痕迹信息”，经过深度学习模型处理，创造出能够模拟这个人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情感表达的数字化身。这一技术对现实与虚拟界限的消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带来了新的伦理困境。

我们甚至已经难以分辨屏幕对面的是人类还是AI，却还在思考“AI会不会取代人类”。对此，“从‘AI好像是人’，到‘我好像是个AI’”的作者胡方麒写道：AI取代人类，前提是它已经太像“人类”，甚至就是“人类”了，而我们对“人类”主体的科学式定义目前也还没说清。

虚拟的现实化

媒介和技术从不是单向的，在经历现实的虚拟化之外，我们也目睹虚拟逐渐步入现实。今年8月8日，上海杨浦复兴岛被改造为全球首个痛岛，代表虚拟同样可以成为现实，其强劲的经济带动实力令人印象深刻。作者但愿在文章“感受痛苦吧——‘痛文化’的编年史与现象学”中将现今的二次元群体称为2.5次元，并引用了小红书二次元负责人的定义：“他们（2.5次元）既懂老二次元，也愿意连接现充人群，既了解社会规训、生存法则，也时常流连忘返于虚拟世界，那似乎是他们最后的精神堡垒。”

借助网络技术和平台的发展，人们被植入了大量虚拟欲望，而在消费的过程中，这些欲望成为现实。在文章“理解了灵魂为何投入工作，就能找到通往自由的解放之路吗”中，作者张序表示：“当下时代病理的特征是虚拟的欲望对象在无限激增，直播间、购物平台无时无刻不在用创意十足的广告宣传着琳琅满目的消费品，身心愉悦的享受一直被拖延，力比多能量逐渐干涸。如果屏幕不再闪亮，恐慌就会袭来，对狭小空间的过分关注削弱了人们对自身和他人的理解，或许过去人们还试着理解对方，但如今连这微弱的意图也将消失殆尽。”

那么，虚拟的存在能够引发现实的危机吗？学者塞利亚·皮尔斯（Celia Pearce）的新书《玩乐框架》《Playframes》探讨了“游戏”这一概念如何与美国极右翼政治相关联，揭示了游戏文化如何被极右翼势力利用，进而扭曲现实世界的政治和社会行为。

皮尔斯的研究从2000年代初的替代现实游戏（ARGs）开始，讨论了这些游戏如何设计出模糊现实与虚拟世界界限的玩法。这些游戏要求玩家参与到一个跨越虚拟和现实世界的复杂叙事中，其中包括从互联网到现实世界的线索寻找，通常还带有阴谋论的色彩。这些游戏在给玩家带来强烈沉浸感的同时，也暴露了将游戏化元素应用于现实世界阴谋的潜在危险。

QAnon等极端思想之所以能在互联网上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思想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与替代现实游戏等虚拟文化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模糊的界限。这种模糊的界限让参与者很难分辨自己所处的是游戏还是现实，从而引发了更极端的行为。

2021年1月6日的国会骚乱，进一步阐明了游戏化思维如何渗透到政治暴力中。许多骚乱参与者穿着奇异的服装，如“维京战士”装，攻击美国国会大厦。皮尔斯认为，这一现象并不令人震惊，因为在这些人的眼中，他们似乎是在进行一种“角色扮演游戏”或“替代现实游戏”，他们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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