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首个国家顺差突破万亿美元，中国登顶后正重塑全球工业版图阶梯

近日，海关披露了本年度前11个月的外贸统计情况，贸易顺差首次跨越一万亿美元大关，攀升至1.08万亿美元。

这一数字背后所蕴含的深远意义，可能并未被大众充分察觉。

在此，我将尝试对这一现象展开分析。

回顾2023年，中国以608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规模稳居全球首位。

进入2024年后，这一数字持续增长，已接近9922亿美元。

如今，在全年尚余一个月的情况下，顺差总额便已历史性地突破了万亿美元门槛。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了今年中国顺差的显著增长？

首要原因在于，近年来中国企业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拓展海外市场。

“出海”这一概念，早已不再是互联网行业的专属词汇，而是演变为覆盖几乎所有产业的核心战略。

无论是传统卖家、制造工厂，还是电商平台、软件企业，甚至新兴的直播带货模式，都将目光投向了国际市场。

只要能打开海外销路，便被视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只要能对接外部需求，就被看作维系生存的关键支撑。

当前国内消费市场持续呈现疲软态势，内需增长动力不足，然而庞大的生产体系却不能停滞，完整的产业链条也必须维持运转。

这使得产能持续扩张，库存水平不断升高。

在内需难以充分消化产出的背景下，开拓出口市场便成为支撑整个生产系统持续运行的主要希望。

但出口表现能够如此强劲，背后还隐藏着一层更为深刻的逻辑。

传统上，一个国家的发展路径往往被比喻为循序渐进的“盖楼”过程：先从初级产品起步，逐步升级到轻工业，再迈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最终发展服务业与知识经济。

然而，中国的发展轨迹却与这一模式截然不同。

中国的策略并非按部就班地逐层建设，而是选择了同步推进所有层面的工业化。

从基础加工到纺织制造，从电子装配到机床生产，从光伏组件到人工智能研发，中国不仅全面涉足，而且在众多领域都实现了全球最大的产业规模、最具竞争力的成本控制以及最高的运行效率。

在中国，你可以观察到一种独特的产业生态：传统的服装工厂可能与先进的智能制造基地比邻而居；光伏新能源产业与煤炭传统能源行业同步发展；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与宁德时代的电池生产线共存；福建的鞋类制造与苏州的光刻机零部件生产齐头并进；广东的玩具产业与上海的大型客机研发项目共同繁荣。

这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家，其产业布局覆盖了从基础螺丝到高速机车、从儿童玩具到光伏面板、从普通T恤到高端无人机的全部领域，几乎占据了工业化“大楼”的每一个楼层。

其他国家试图进入这些行业时，常常发现难以找到足够的切入空间。

这种局面并非源于刻意的战略针对，而是中国产业链在规模效应、运行效率与技术创新三者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自然结果。

当前，越南、印度、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等国家都在积极推动自身的工业化进程。

然而，它们所面对的不再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也不是九十年代的韩国，而是一个已经构建起完整工业谱系、并在绝大多数细分领域都具备全球顶尖竞争力的中国。

即便这些后发国家试图在服装等传统行业竞争，其人力成本优势在中国第三代自动化裁剪系统面前也显得微不足道。

当它们强调自身拥有廉价劳动力时，却可能忽略了一个现实：随着自动化与机器人的普及，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概念已在许多环节被彻底重塑。

最终结果是，那些被中国逐渐调整或退出的产业，后发国家往往难以承接；而中国仍在深耕并持续升级的产业，它们则更难获得参与机会。

过去，国际产业转移常被形容为“雁行模式”：预期中国会追随日本、韩国的路径，逐步将产业向东南亚、南亚乃至非洲转移。

但如今的现实是，中国这只“大雁”并未单纯向前飞行，而是同时占据了雁阵中几乎所有的重要位置。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试图重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已变得异常困难。

它们或许可以引进并使用TikTok这样的应用，却无法复制其背后庞大的硬件设备与数据产业链；或许可以尝试建立本土的电商平台，却难以构建像中国那样深度整合且高效运转的物流与供应链网络。

这或许意味着，中国很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建立起完整工业体系的大国。

它在四十年间走完了其他国家可能需要一百年甚至两百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历程，一步步踏过了整条工业发展的阶梯。

而对后来者来说，一个颇具挑战的事实是：这条工业化的阶梯，似乎在中国抵达顶端之后，便已悄然消失。

中国制造业带来的这种广泛影响，我在加拿大有着切身的感受。

几小时前，我走进Michaels——这家北美规模最大的艺术与手工艺品连锁零售店。

刚一进门，那种熟悉的氛围便让我恍若置身于广州的一德路批发市场，感到格外亲切。

正值圣诞季，店内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气氛。

我随手翻看货架上商品的产地标签，从圣诞花环、装饰彩灯，到绘画工具、儿童玩具，清一色地标着“中国制造”。

这并非仅仅是多数，而是一种压倒性的普遍现象。

除了零星可见产自越南、柬埔寨或印度的商品之外，其余几乎全部来自中国。

就在今年，类似的感受又一次降临到我身上。

大约在五月份，我的车辆出现了一些故障，于是我将它开进了一家街边的汽车维修店。

那位店主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发和显眼的大鼻子，从外貌上看，很可能是一位来自南美洲的移民。

等待修车时，我和他随意聊了起来，顺便问起他店里使用的零配件通常来源于哪里。

他听了只是微微耸了耸肩，语气平常地回答道：“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中国。”

他说的确实是实话。

我的目光扫过他的店铺，货架上整齐摆放着的刹车片、各式灯泡、密封橡胶条以及各种金属构件，其外包装上无一例外地印着清晰的中文字样。

这或许能够从一个微小的侧面解释，为何今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规模预计将突破一万亿美元的大关。

这一巨额数字的背后，并非仅仅依赖于光伏、智能手机或新能源汽车等几个备受瞩目的明星产业。

它的真正支撑，是遍布世界各地的无数个像迈克尔斯这样的零售商、街角寻常的修车铺以及形形色色的杂货店，它们日复一日地将品类浩瀚的中国商品装载上船，跨越重洋，输送至全球各个角落。

这样的故事并不仅仅发生在北美大陆。

欧洲方面对此同样感到深切的不安与焦虑。

就在不久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

返回欧洲后，他便公开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指出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正在持续扩大。

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精密机床、化工产品以及消费电子产品，正在对欧洲诸多传统的优势产业领域形成全面的冲击。

马克龙进一步表示，如果中国方面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改善这一贸易失衡的状况，那么欧盟很可能将效仿美国的做法，考虑对中国商品加征额外的进口关税。

然而，加征关税这一手段是否真能发挥预期的作用，依然值得深入探讨。

以一件在中国生产、成本仅为十元人民币的普通商品为例，它在欧美市场往往能以二十美元的价格轻松售出。

这其中的利润空间究竟有多大？粗略计算，利润率可能高达十四倍左右。

假设欧洲将关税提高至百分之一百，那么这件商品的成本便会从十元人民币增加到二十元人民币。

即便如此，进口商仍然能够获得至少五倍的丰厚利润，他们会轻易放弃这样可观的回报吗？

我们不妨回顾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当利润达到百分之二十，资本便会开始活跃；利润升至百分之五十，资本就愿意承担风险；若利润高达百分之一百，资本便敢于挑战绞刑的威胁；而面对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甚至不惜践踏世间一切法律。

即使欧美国家下定决心不再从中国采购商品，另一个现实问题随即浮现：可行的替代来源究竟在哪里？答案几乎是空缺的。

这并非因为欧美不够努力，也非东南亚、墨西哥或非洲等地缺乏发展意愿。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所构建的这套兼具低成本、极快反应速度与全品类覆盖能力的工业体系，其强大程度几乎难以复制。

即便将完整的生产流程公开，其他国家也难以在短期内模仿并达到同等水平。

中国产品不仅质量可靠，价格也极具竞争力，如果放弃采购而转向自建工厂生产更昂贵且品质可能更低劣的产品，这种决策显然缺乏理性。

加拿大的情况便是一个生动例证。

走进当地任何一家大型连锁商店，从家居用品到手工艺品，从日常杂货到工业零配件，绝大部分商品都印有“中国制造”的标签。

加拿大并非没有尝试过恢复本土制造业，但现实是缺乏相应的产业土壤——劳动力成本高昂，且关键技术人才断层已久。

例如，让加拿大本土生产一个售价十美元的简易暖手宝，其成本很可能比中国工厂高出十倍不止。

美国的情况也颇为相似，其制造业固然仍在高端领域保持着一定优势。

但在中端和低端产品的全球竞争中，美国制造业几乎全面处于下风。

若要美国重新构建一个完整的电子产品供应链，涵盖从一颗螺丝钉到精密摄像头模组的所有环节，这远非单纯投入资金就能解决。

一旦完整的供应链体系被切断，想要重建并恢复往日竞争力，几乎是难以实现的任务。

资本总是流向效率最高、回报最稳的领域，自然不会做如此不明智的选择。

即便耗费数年时间成功建立起一座新工厂，中国的制造体系很可能早已升级迭代，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新建的工厂在投产之初就可能面临技术或效率上的落后，这样的竞争该如何持续下去？

中国具备一项独特能力，即通过调整产能布局来应对国际经贸环境的变化。

当欧美国家提高关税壁垒时，中国制造的商品往往能够经由越南、泰国或墨西哥等第三方市场转运，最终依然进入目标市场。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政策实施多年，其结果是越南对美国的出口额显著上升，与此同时，中国对越南的出口规模也在同步增长。

这条贸易路径虽然看似曲折，但产品的核心源头与制造基础仍然牢牢扎根于中国。

尽管美国试图通过多种策略限制中国的发展，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中国的贸易顺差规模在压力之下反而持续扩大。

近期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甚至明确承认，中国已具备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影响力与地位。

倘若美国都难以在经贸层面对中国形成有效制约，那么其他经济体就更难实质性地动摇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角色。

然而，贸易顺差的不断攀升，也逐渐折射出一个日益凸显的内部挑战。

假如国内消费者对本土制造产品的购买力不足，那么中国庞大的工业体系能否长期依赖海外市场来维持运转，便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持续扩大的顺差，在某种程度上正揭示了内需消费动力仍有待加强的现实。

过去多年，中国经济高度依赖面向全球的出口循环模式，如今外部市场需求呈现疲软态势，而国内的经济循环体系尚未完全成熟与畅通。

如何有效打通内外双循环，将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必须面对并解决的核心课题。

当前中国的工业实力呈现出一种复杂特性，既体现了全球领先的制造水平，也面临着如何为这一庞大体系寻找持续稳定需求来源的挑战。

单纯依赖外部市场来维持增长，其潜在风险正日益凸显。

外部需求充满不确定性，而内部消费动力尚未完全释放，同时多国正逐步加强对中国商品的准入限制。

无论是欧洲、美国，还是印度、墨西哥或巴西，各国都在强调产业安全与供应链自主，却又难以承受与中国经济完全脱钩带来的冲击。

这种局面让世界陷入两难，也让中国自身处于复杂的抉择之中。

在此背景下，近期一场聚焦2026年经济工作的会议提出了一个新颖表述，即要更好地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国际经贸领域的博弈。

国际经贸斗争这一提法以往较为少见，它的出现反映出决策层已形成清晰判断，认为外部环境不仅难以改善，甚至可能更加严峻。

全球贸易对中国构成的阻力将持续增强，贸易顺差规模越大，所面对的外部压力也会相应上升。

因此，不应再幻想回归以往那种顺畅的全球化合作阶段，而应着力办好国内事务，切实扩大内需，并为与诸多国家进行长期周旋做好充分准备。

为何使用斗争这一措辞？了解国际经贸现实的人自然心领神会。

未来的国际局势恰如波涛不息的海面，难得平静，始终充满起伏与挑战。

实现超过一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固然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强大能力，但确保这一能力在未来持续稳定发挥，并不完全取决于世界局势，更关键的是我们自身是否愿意且有能力消费更多本国生产的产品。

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其实正蕴藏在每一位消费者的日常购买行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