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三季度，全球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率达到创纪录的121%，意味着每创造1美元财富，就有1.21美元在市场上流动。 这种失衡已持续多年，但如今达到了临界点。

中国的货币超发更为严峻。 2025年5月，中国M2（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7.9%，社融规模增长8.7%，而同期GDP增速仅4.5%。

中国M2余额已达325.78万亿元，是GDP规模的2.4倍。 这一比例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高居前列，甚至超过日本等长期实施量化宽松的国家。

货币超发的根源可追溯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为应对经济衰退，各国央行开启印钞机模式。 2009年，中国新增M2规模跃升至13.51万亿元，占当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的近一半。

此后十年，中国M2总量从2008年的47.5万亿元暴增至2023年的292.27万亿元，膨胀速度是经济增速的2-3倍。

这种扩张主要由银行信贷驱动。 尤其是2020年疫情后，宽松货币政策使大量资金流向基建、房地产和国有企业。

2025年前5个月，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426.16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贷款占比超60%，但大部分沉淀在低效投资中。 工业产能利用率降至73.6%的低点，光伏、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因过度投资出现严重过剩。

外汇占款曾是货币超发的重要推手。 在2014年之前，中国连续多年的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激增，央行被迫投放人民币收购外汇，形成被动印钞。

尽管2015年后外汇占款规模下降，但基础货币投放渠道转为央行借贷便利（MLF）等工具，货币创造的主动性反而增强。

融资结构失衡加剧了货币沉积。 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间接融资占比超过60%，而美国直接融资占比达70%以上。

每笔贷款在银行体系内循环，都会派生新的存款，推高M2。 相比之下，股票、债券市场吸收流动性的能力较弱，导致货币滞留银行系统。

货币超发最直接的表现是资产价格泡沫。 2009年至2021年，中国M2增长约155倍，同期一线城市房价累计涨幅超200%，深圳房价涨幅高达325%。

股市也在2007年和2015年出现剧烈波动，上证指数从6124点暴跌至1664点，大量超发货币在虚拟经济中空转。

消费端物价并未同步上涨。 2025年5月，中国CPI同比下降0.1%，PPI连续32个月负增长，5月跌幅达3.3%。 这与传统货币理论严重背离：超发的货币并未进入商品市场，而是淤积在资产领域。

货币流通速度持续下滑是关键原因。 根据央行数据，中国M1（狭义货币）增速长期低于M2，2025年5月M1同比仅增2.3%，而M2增速达7.9%。

M1代表即时消费能力，M2包含储蓄存款，两者增速差扩大表明企业和居民更愿存钱而非花钱。 货币流通速度（V）降至历史低点，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存款、理财产品或债务滚动中。

债务循环取代了财富创造。 截至2025年，中国总债务与GDP比率达251%，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企和房地产企业是负债主体。

每产生1元GDP需投入2元债务，而美国仅需0.6元。 债务利息吞噬了现金流，企业将贷款用于还旧债而非新投资，形成“借新还旧”的死亡螺旋。

结构性扭曲已渗透至收入分配环节。 2024年，中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工资增速为2.8%，私营单位仅1.7%，均远低于8%左右的M2增速。

工资增长滞后压制消费能力，2025年前4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仅4.7%，不足货币供应增速的一半。

热点观察家

金融体系效率持续衰减。 中国银行业总资产与GDP的比例从2008年的1.95倍升至2024年的2.84倍，而美国这一比例始终稳定在0.8倍左右。

每1元货币投放在中国仅拉动0.5元GDP，在美国可拉动1.5元。 资金在金融系统内空转套利，而非注入实体经济。

准流动性陷阱特征显现。 尽管央行多次降准降息，2025年贷款市场报价利率降至历史低点，但企业投资意愿低迷，前4个月民间投资增速仅0.2%。 居民储蓄率却居高不下，超额储蓄规模突破50万亿元。

低利率未能刺激信贷需求，反而加剧资源错配：僵尸企业靠续贷维持，新兴行业却融资困难。

输入型通胀压力与内部通缩并存。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高进口成本，但国内需求不足使企业无法传递成本，导致PPI连续负增长。

例如2025年5月，光伏设备价格同比跌12.1%，锂电池跌5.0%，汽车行业价格战白热化。 这种分化进一步挤压企业利润，形成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