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的诺贝尔奖颁奖季落下帷幕，当瑞典皇家科学院念出化学奖、医学奖得主名单时，国内科研圈又一次陷入了熟悉的沉默。

日本科学家北川进、坂口志文分别斩获化学奖与医学奖，让日本本世纪的科学类诺奖总数冲到22个，而中国内地的理工类诺奖依旧只有屠呦呦一人的名字在闪耀。

就在大家忙着讨论“诺奖焦虑”该不该存在时，《知识分子》对诺奖评委邹晓冬的专访，抛出了一个比“为何没得奖”更值得深思的答案……

每年10月，诺贝尔奖的揭晓都会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而在中国，这也几乎成为一种年度性的“诺奖焦虑”。自2015年屠呦呦凭借青蒿素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后，中国科学家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诺奖之路上陷入了漫长的沉寂。

这种焦虑与中国的科研投入形成了鲜明对比。2024年，中国的研发经费已超3.3万亿元，占GDP的2.64%，SCI论文年发表量72.87万篇全球第一。

在高质量论文的自然指数方面，中国也已超越美国，中国科学院在全球科研机构排行榜上排名第一。

但问题来了：为什么投入如此巨大，产出却与诺贝尔奖无缘？

社交平台上，“看看教育上的职称就明白了”的评论获高赞。不少科研从业者现身说法：当高校教师为评职称熬夜拼凑论文，中小学教师为“优质课”指标辗转于各类评比，真正沉下心做基础研究的时间被严重挤压。

量化考核下的“论文GDP”怪象在学术界普遍存在。某985高校教师透露，为评教授需发表10篇SCI论文，导致“为发论文而做研究”的短视行为普遍，耗时5年以上的长周期项目鲜有人问津。

作为诺贝尔化学奖评委，邹晓冬院士从内部视角给出了她的观察。她可不是外人，这位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从2020年就开始当诺奖评委，本身又是结构化学领域的权威，看问题的角度自带“圈内人”的锐度。

然而，邹晓冬院士的话里有组数据特别扎心：在这次拿了诺奖的金属有机框架（MOF）领域，中国大陆发表的论文占了全世界将近一半，但每次开国际MOF会议，能见到的中国学者却没几个。

这就像什么呢？好比一个球队天天在训练馆里跟队友拼体能、比技巧，打得头破血流，可真到了世界杯赛场上，却压根没派人出场，别人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为啥会出现这种“论文多、人影少”的怪现象？邹晓冬点透了根子上的问题：国内的“卷”太局限，还全卷错了地方。现在国内评职称、申项目、评人才，几乎把论文影响因子当成了唯一的“硬通货”。

青年学者刚进实验室，导师可能先嘱咐“盯着热点做，好发顶刊”；高校里拿了顶刊论文能给重金奖励，可要是沉下心做冷门基础研究，可能连项目经费都申请不到。

在这种评价体系下，大家只能挤在别人已经开拓好的热门领域里“内卷”。反正跟着热点走，论文好发、数据好看，至于能不能开辟新方向，没人敢花心思多想。

但诺奖评选从来不看这些。邹晓冬明确说，评委们根本不关心成果发在了哪个期刊，哪怕是发表在作者本国的普通期刊上，只要是开创性的工作，照样有机会拿奖。

说白了，诺奖认的是“从0到1”的突破，不是“从1到100”的优化。日本这二十年能拿二十多个诺奖，靠的就是这种“从零开始”的劲头。

他们2001年就定下“50年拿30个诺奖”的目标，不是逼着科学家抢发论文，而是砸钱支持自由探索，哪怕十年八年出不了成果也能续经费。反观我们，不少科学家不是没能力做原创，而是被“短期出成果”的压力绑住了手脚，只能在别人的赛道上跟着跑。

更关键的是，“闭门内卷”还把学术交流的路堵死了。科学这东西从来不是“闭门造车”的活计，很多重大突破都是在咖啡间的闲聊、会议后的争论里冒出来的。你总不出现在国际学术圈，别人对你的研究一无所知，就算真做出了突破性成果，也可能因为“没人认识、没人推荐”被埋没。

就像当年王淦昌先生，提出“观察中子”的设想比别人早，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震动学界，可因为长期脱离国际交流圈，诺奖评委压根没把他放进视野里。邹晓冬说的“去国际上卷”，本质上是让中国科学家走进那个“信息圈”和“认可圈”，不是去跟别人比论文数量，而是去晒成果、找合作、争话语权。

有人可能会抬杠：“我们有空间站、六代机、核聚变突破，要不要诺奖有啥关系？”这话不算错，中国的科研确实越来越有底气，不用靠诺奖来证明国运昌盛。但把诺奖说成“西方阴谋”，或者觉得“原创不重要”，那就成了自欺欺人。

空间站是工程奇迹，可支撑它的基础物理、材料科学突破，恰恰需要“从0到1”的原创；青蒿素能拿诺奖，不就是因为屠呦呦开辟了抗疟研究的新路径吗？没有基础研究的原创突破，再厉害的工程技术也可能卡脖子。

归根结底，中国科研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教育理念上的桎梏。杨振宁曾对比中美教育差异：美国学生在学业上有广泛的兴趣、精力充沛、有自信心，但傲慢；而中国学生限于狭窄的专业、进行扎实的操练、按部就班、安静、谦逊，但缺乏自信心。

其次是科研体制的急功近利。

此外，传统文化中的功利思维也限制了创新。几千年来，我们的文化过分强调“经世致用”，凡事都要问“有没有用”，能否解决现实问题。然而许多诺贝尔奖级的突破，正是源于对“无用之学”的探索。

面对这些困境，国际经验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借鉴。日本的成功部分得益于其科研环境的改善。在日本的高校中，科学家们被允许自主组建团队，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方向开展长期的研究工作。他们不再受到职称评审周期的束缚，可以专注于那些需要长时间投入和探索的科研项目。

相比之下，中国虽然也在积极推进科研评价体系的改革，但职称评审仍然是以3～5年为周期，导致很多科研人员为了在短期内获得职称晋升，不得不选择一些容易出成果的研究课题。

而事实上，中国已经具备产生诺贝尔奖级别研究的基础条件。随着国家实力增强，研发环境越来越好，大批顶尖学者和青年人才正从海外回流。这种“人才回流”现象，是中国科研未来发展的最大底气。

总之，要打破诺奖困局，必须重构科研生态。评价体系要去行政化，建立“长周期考核”机制，对基础研究给予10年以上无考核支持。

资源分配要扁平化，削减头部学者的“虹吸效应”，将青年学者启动经费占比从15%提升至40%以上。更重要的是教育和文化土壤的培养。要从“标准答案”转向批判性思维，建立“科研容错”文化。

屠呦呦的案例也值得深思。她获诺奖却未评上中科院院士，但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这一现象暴露出职称体系重“头衔”轻“成果”的弊端。

未来十年，随着中国在量子通信、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持续投入，中国科学的诺奖爆发并非遥不可及。专家预测，30年后，花落中国。

毕竟，诺贝尔奖评选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往往是在获得成果几十年后才得到评定。今天看到的诺奖，反映的是二三十年前的科研水平。而当时，中国的科研实力确实还在起步阶段。

只是，今年的诺奖名单又一次提醒我们：科研的“卷”该换个战场了。与其在国内为了一篇论文抢破头，不如带着自己的成果去国际会议上“亮亮相”；与其盯着别人的热点亦步亦趋，不如沉下心找个没人碰过的空白领域深耕。

当中国科学家既能做出“从0到1”的原创，又能在国际学术圈里“卷”出存在感，诺奖或许就会变成水到渠成的惊喜。毕竟，真正的科研自信，从来不是“不在乎奖项”，而是“我有实力拿，也敢去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