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初，中央军委收到了一份急电，内容震动全国：苏联发射的“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即将脱轨，预期将在中国东北地区坠落。那时，中苏关系仍处在蜜月期，苏方请求中方协助搜寻卫星残骸，并尽快归还。于是，这项任务落到了钱学森的头上，他立刻动身前往东北。

当时，中国的航天事业刚刚起步，寻找卫星残骸无疑是一项极为复杂的任务。然而，钱学森凭借敏锐的判断力和卓越的计算能力，仅凭一瞬间的火光，就准确推算出卫星的坠落位置。苏联大使馆的电报很快传到了中国，结果令所有人震惊。钱学森的推算究竟有多准确？卫星最后究竟落在了哪里？

1958年1月的北京，中央军委的作战部依旧灯火通明。来自苏联大使馆的一封急电打破了平静，内容简洁却令人震惊：“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可能会在未来24小时内脱轨，并极有可能坠落在中国东北。作为人类历史上首颗人造卫星，若它真的降落在中国，必定是一项重大科研事件，也会影响到中苏的外交关系和国家安全。

苏联方面透露，尽管卫星的电池已经耗尽，失去了信号，但它的外壳完好无损，内部的科学仪器依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更重要的是，中苏在当时正处于友好合作期，苏方请求中方协助寻找并归还卫星残骸。而在苏联国内，赫鲁晓夫对这颗象征着科技进步的卫星极为重视，甚至将其视为与美国太空竞赛中的重要标志。

然而，这颗卫星的设计过程相当匆忙，为了赶超美国，许多参数只是临时设置，甚至连太阳能系统都未装配，只能依靠电池维持通信22天。这使得“斯普特尼克1号”成为了一颗“短命”卫星，绕地运行92天后，最终因轨道低、空气阻力增大而脱轨。

原本，苏方希望它能在国内坠落，便于回收和研究，但结果却偏离了预期。最新的轨道预测显示，它将在进入大气层后，于1月4日深夜至5日凌晨之间坠落，预计地点在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地区。

局势紧急，中国政府接到消息后，立即发布紧急命令，要求全东北军区、边防哨所、地方公安及科研单位在当晚全力监控夜空，及时报告一切异常情况。同时，总参谋部也向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发出命令，这个专门研究尖端国防技术的单位，迅速行动起来。

此时，钱学森正刚结束一场关于推进系统的技术讲座，得知这一消息后，他毫不犹豫地说：“带我去东北。”与他同行的还有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副处长林有声大校和几位五院的年轻科研人员。

在钱学森准备出发之际，东北旅大警备区的一名战士王利明在哨岗上警觉地注意到天边一颗火球划过。就在他准备向上级报告时，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脱轨的卫星残骸。他迅速拨打电话上报，消息被传至司令曾绍山，几乎在一瞬间，曾司令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并通过加密电报向总参谋部汇报。

北京总参一夜未眠，钱学森已经被安排乘机前往东北。次日上午，飞机顺利抵达目的地，曾绍山亲自迎接。钱学森下机后，马上要求查看关于火球目击的记录。曾绍山解释道，尽管全省已经布控，但至今未发现任何实际的坠落物，王利明是唯一报告目击的士兵。

钱学森没有任何迟疑，立即要求前往火球目击地点进行实地调查。虽然曾绍山提议先吃点午饭休息片刻，钱学森坚决表示：“饭可以晚吃，天文轨迹不等人。”于是，他们一行人乘坐军用吉普车颠簸近两小时，终于到达王利明所在的哨所。尽管风雪掩盖了昨夜的痕迹，王利明依然能够准确指出火光的方位和角度。

钱学森让王利明细致地描述当时的情况：何时看到火光？火光是什么颜色？尾焰有多长？有没有声音？火光持续了多久？王利明一一作答后，钱学森在自己左手掌心上开始写写画画。他用钢笔在掌心上勾画出清晰的抛物线，并在两侧填满了角度、速度等计算参数。

林有声在一旁看着，内心满是疑惑。当钱学森停下笔，站起身来后，他缓缓说道：“如果士兵报告无误，这颗卫星的残骸应该距离我们至少2000公里，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境内。”话音未落，电报机突然响起，苏联使馆的消息到达：卫星残骸已在阿拉斯加被美军发现。

全场寂静无声，片刻后，林有声走到钱学森面前，轻轻握住那只满是墨迹的手掌，沉声说：“这一掌，胜过千里雷达。”那一刻，钱学森的智慧与计算能力，如同超级计算机一般精准。

事后，钱学森回到北京向中央汇报了全过程，并在报告中提出：中国必须加速发展自主的航天体系，包括计算模型、火箭结构、卫星设计和地面追踪等一切环节。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的支持。1958年春，代号“581”的航天工程悄然启动，这也为日后“东方红一号”的成功发射奠定了基础。

钱学森成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者，带领着一批年轻人从零起步，直至1970年“东方红一号”的成功发射。他用自己的智慧与信念，不仅为中国打开了太空的大门，也为世界展示了中国航天的崛起。而那道当年闪耀的火光，早已在星空中消逝，但钱学森留下的抛物线，永远会照亮中国科技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