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以往全球化国际分工的思维惯性
朱民 张礼卿
当前区域与世界经济所呈现出的政治化的特征、阵营化和集团化的苗头，正构成全球化发展的最大威胁。“逆全球化”带来新的调整，尤其是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逆全球化”给全球经济，特别是产业政策的价值取向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造成了倒退。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着产业政策和经贸战略的调整和优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全球产业政策之变
过去两年，美欧社会打破自由市场原则，突破产业政策禁忌，增加了产业政策必要性和贸易限制的讨论，从是否实施产业政策转为关注政策实施过程。当下全球范围内的新型产业政策有别于以往，具有其特定的框架逻辑。
在21世纪全球化大发展时代，回望工业大生产以来的世界经济史，不难发现，经济在政府干预与不干预、贸易自由化与保护国内产业之间呈现出交替变化的现象。历史交替变化的背后是各国根据现实状况，选择当下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
产业政策必然要在考虑现存的自由市场、国际分工合作的背景下，平衡考察出台的政策对国内产能和进口供应安排的影响，以及生产供应稳定性和经济收益的关系，从被动考虑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转为主动从安全角度思考和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实施新型综合产业支持政策。这导致当下的产业政策有别于以往，正在形成一种新型产业政策。
美欧的新型产业政策
过去，美欧的产业政策重点在于支持基础研发阶段，技术突破后依赖市场商业化发展。该模式下，产业政策消耗政府财政资源较少，旨在促进科技创新，对生产制造和消费阶段仅有间接影响，避免直接违反世贸组织框架下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等规则。但在新型产业政策之下，政府针对重点领域制定和实施专门政策，不仅支持研发端，更直接运用补贴支持生产端和消费端，将制造业做大做强与技术提升、创造就业紧密地联系起来，维持美欧制造业在全球的领先和优势地位。事实上，建立产业链、稳定供应链已然是欧美产业发展的一体两翼。该类政策主要包括：一是重视本地产业链、供应链建设，将补贴与供应链本地成分挂钩；二是实施贸易措施管控供应链，避免个别环节的规避影响整体政策效果；三是在供应链国际合作中，划分志同道合的伙伴和竞争者，重塑供应链布局。
中国的应对之道
当前，美国产业政策转向扮演“剧场效应”中第一个站起来的人的角色，欧洲及其他国家也随之调整了各自的产业政策。美欧新型产业政策如不加以规范，必然将引发新的乱象。美欧产业政策转向将对中国产业升级、参与全球竞争产生影响，尤其是美欧均强调“对盟友和伙伴国家的合作”“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争夺发展空间，与盟友合作限制中国发展。
欧美实施产业政策的转向是中国自改革开放和入世以来在经济发展中从未遇到过的新情况，需要打破以往全球化国际分工的思维惯性，借鉴美欧做法，充分重视新型产业政策体现出的政策设计思路之变。
首先是美欧充分结合各国自身情况制定政策。如美国的本地成分与限制中国的政策、欧盟引导民间投资的政策。在中国的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结合国情和发展特征，充分考虑制定产业政策的经验优势、实施产业政策的体制优势，更加精准、有效地实施中国的产业政策，同时尽量降低国际争端发生的风险。
其次是美欧新型产业政策重点支持关键产业链、供应链重点环节。中国在制定产业政策时需以底线思维综合考量与美欧在重点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同时要对美欧新型产业政策管控工具的相关动态保持敏锐。
（朱民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张礼卿为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