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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初，在海南省人民政府企业家咨询会议成立大会上，马云的讲话引发大众共鸣。在会上，马云提出了自己的一个观点：

吸引大公司的总部，不如培养中小企业，把它们培养成为大公司。

他接着说到：

阿里巴巴不是被杭州给吸引过来的。

我那时候先到北京去，后来发现北京喜欢大企业和国有企业；然后我再把它搬到上海，发现上海喜欢洋企业。最后还是回到杭州，杭州88战略提出，对民营企业很重视。在北京我们是“nobody”，在上海更看不见我们。在杭州我们变成独养儿子，慢慢的19年，我们形成了阿里巴巴。光去年我们在杭州纳税1000多个亿。我们不是杭州招商来的，是我们跟政府跟当地一起培养成长起来的；星巴克孵养西雅图一开始也是一个小店，是从一个小店逐渐成长起来的。

……

所以为小企业打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既能就能解决很多就业问题；

一个前瞻性的事情是这些创业企业未可能就是大公司的总部。我们在杭州挺好，今天不管哪个城市让我们把总部搬过去，我们都不愿意去，我们的根就扎在这个地方。其实杭州那个时候也没什么IT人才，更没有电商人才，我们就自己把他们培养成人才。 今天杭州的人才流入率，是全中国最多的。

……

我认为引进人才不能只看名气，看证书，看论文，这样很难引进创业人才；我们公司招聘我是从来没看过文凭。在我看来，拿一张博士文凭只能证明一点，他爸多付了几年学费而已。一个人才是不是真正的有本事，就看他在公司的个人所得税交多少；他交的个人所得税越高，他就越是个人才……

今天，全球许多城市仍在热衷于用巨额补贴和税收优惠吸引科技巨头、制造业龙头，期待它们能带来产业升级和就业繁荣。

然而，事实证明，这些“巨头”们的身体并不像政府预期的那样忠诚——

它们随时可能因为成本、政策、市场环境的变化，毅然决然地迁往更具竞争力的地方。尤其是当这个巨头掌握在外部资本手中时。那么这座城市的未来就变得极其脆弱。

比如 没落的“汽车之城”底特律，当美国本土制造成本上升后，底特律的三大巨头便将工厂迁往劳动力更廉价的地区，城市的经济支柱轰然倒塌，就业市场雪崩，房地产贬值，犯罪率飙升，最终在2013年破产。

另一个是 富士康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例子，之前我们在讲Stargate的时候也提到过。2017年，富士康宣布将在威州投资100亿美元建厂，承诺创造1.3万个工作岗位，特朗普形容，这是“历史性的一天”，州政府则大笔一挥，给予约40亿美元的补贴。然而，几年后，富士康计划缩减，承诺的岗位远未兑现，工厂规模大幅缩水。当地政府成为最大冤种。

当一座城市的大部分土地、基础设施、税收优惠、政府资源、金融资本等都被大企业吸走，留给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自然被进一步压缩。久而久之，一个地方的经济结构会变得畸形，越来越依赖少数几家大公司，而本地创业环境则变得贫瘠。

短期来看，如果幸运的话，依赖大公司或许能带来经济繁荣，

但长期来看，只有培育稳健成长的中小企业，才能构建真正具有韧性的商业生态。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拒绝大企业，

而是要重新思考资源的分配方式。

德国经济学家舒马赫（E.F. Schumacher）在《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中有一个观点： 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不应该是巨型企业主导的一元世界，而应该是一个由大小企业共同组成的生态系统。

在这个系统里，中小企业既是创新的摇篮，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中小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贡献了约60%的就业。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500人以下的美国中小企业数量共3070万家，占比达99.9％，它们提供了一半的就业岗位。

德国的“隐形冠军”——那些在全球某个细分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小企业，它们或许默默无闻，但却在背后撑起了德国经济的脊梁。

在我国，民营经济主要由中小企业构成，而且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为什么中小企业是就业的主力？

原因很简单。

大企业的商业模式趋向于资本密集型，依赖自动化和规模经济， 一家公司越大，它对人工的需求往往越少。

而中小企业则是劳动密集型，创造更多本地化的就业机会。

看看亚马逊、谷歌这些巨头，它们通过自动化技术减少了对人力的依赖，而一家本地的小型制造厂、一家手工艺作坊，才是真正需要大量技工、设计师、销售员的地方。

此外，中小企业的就业模式并不仅仅是“提供岗位”，

它们还承担了社会的再分配功能。

在大厂巨头中，职业路径高度标准化，竞争激烈，淘汰率高，年轻人要么适应，要么被淘汰，存在很明显的“35岁危机”或者“40岁壁垒”。

而在中小企业，就业形态更加灵活，家庭式经营、小型工作室、个性化发展的空间更大，使整个社会的就业结构更具弹性，能更好地应对经济周期的波动，避免因单一产业受挫而导致的系统性崩溃。

更重要的是，中小企业(可能)更擅长创新。

如果你回顾科技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真正推动行业变革的，往往不是那些庞大的传统企业，而是灵活的小公司。

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硅谷的车库创业潮，还是近几十年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的突破，改写游戏规则的，几乎都是那些敢于冒险的初创企业，而非固守传统的巨头。

CRISPR基因编辑技术是 21 世纪最重大的生物技术突破之一，但这项技术最早由小型生物科技公司CRISPR Therapeutics（2013 年成立）率先推进，而不是辉瑞、默克、罗氏这样的传统制药巨头。

最近的人工智能领域就更是如此了；

OpenAI作为一家独立的小实验室，率先推出了 GPT-3，而不是 IBM，苹果 或谷歌；DeepSeek 以低成本训练出高性能大模型，让整个硅谷为之震惊之后。

人们纷纷发问，

为什么这样的突破没有来自国内外的科技大厂？

显然，这不仅仅是资源的问题，大公司有的是资金、品牌和渠道，

但它们也有几个致命的弱点。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在其著作《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及相关研究中有一个观点： 小企业更倾向于颠覆性的、原创性的创新，而大企业更多是渐进式的创新。

因为一旦某个商业模式成熟，大企业就更倾向于维护现有体系，把绩效变得更加有确定性，满足资本市场的期待。而当创新者的KPI要和市值管理、股东预期、财报数据绑定， 所谓"颠覆性创新"就成了纸上概念了。

但颠覆原有的游戏规则对小公司最有利，它们没有历史包袱，也没有庞大的管理层级，更敢于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技术路径，输了也就输了，所以小公司更有动力“赌一把”。

其次，大厂早已完成自己的"生态位争斗战"，他们在自己的版图中已经非常安稳了， 但颠覆性产品往往诞生在"边缘生态位"。

历史告诉我们，颠覆从来不会从帝国中心爆发，而是在城邦边缘野蛮生长。

其三，小公司更加灵活。

正如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 “未来的竞争，不是大吃小，而是快吃慢。最大的危险不是动荡本身，而是仍然用昨天的逻辑行事。”

数据显示，美国科技型小企业的创新成果不仅数量多，推出速度也更快；整体来看，70% 的技术创新来自中小企业，其科技投资的回收周期比大公司短约 1/4。大公司也许是巨人，但真正推动世界向前的，是那些灵活、创新、能适应环境变化的中小企业。

大卫与歌利亚

但遗憾的是，大部分城市还是会优先扶持大企业。

因为政府倾向于“走捷径”——通过吸引大公司快速拉动 GDP，创造短期繁荣，短期会拿到结果。

但同样甚至更少的资源可以给到100家本地成长的中小企业，它们覆盖多个行业，相互协作，形成产业集群，长期来看，众多小企业的存在，才是维系经济结构稳定的关键。

只是，这个过程往往是一个更漫长、更具不确定性的过程，它需要的是产业协同、长期规划，而不是一纸招商引资合同。

那么，如何真正让中小企业成为地方经济增长的支柱？

这需要从政策、资本、产业生态和技术赋能四个维度入手，打造一个能够让中小企业生根发芽的环境。

1. 政策扶持：

让中小企业不再“望巨企兴叹”

在大部分国家，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并不比大企业低，甚至更重。大型跨国公司往往通过复杂的财务操作，把利润转移到低税收国家，而本地的小公司却要实打实地缴税。这种“反向补贴”让创业者不仅要面对市场竞争，还在税收和监管层面被降维打击。

这方面德国的经验值得借鉴：

2020年1月1日起，德国开始实行《研究补助法》（Forschungszulagengesetz, FZulG），这是德国首次系统性地通过税收手段直接支持企业研发活动，尤其是中小规模的高新技术企业，从而提升德国作为创新中心的竞争力。

《研究补助法》规定，企业用于研发活动的人员费用（如研发员工的工资、薪金及相关社会保险费用）可以 获得25%的税收减免。这意味着，企业每投入100欧元的研发人员成本，可直接从应纳税额中减免25欧元。

而如果企业将研发任务外包给欧盟或欧洲经济区内的机构（如大学、研究机构或专业公司）， 则外包费用的70%可计入补助基数。例如，外包100万欧元的研发项目，可计入70万欧元作为减免基础，再按25%计算减免额。

这项政策特别惠及中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往往缺乏内部研发能力，需要通过与外部机构合作，但这样仍能享受税收优惠。而且它鼓励产学研合作，促进了高新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向产业应用的转化，增强了德国的创新生态系统。

FZulG是德国创新政策从传统的项目资助转向税收优惠的一个重要标志

同时，政府还需要降低创业门槛，简化行政流程。

行政审批流程的繁琐，往往是中小企业成长的最大障碍。

此外，政府采购也是支持中小企业的良方。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在2023财年花费1630亿美元向小企业采购商品和服务，占全年政府采购总额的28%。美国国防部的采购政策 要求大型承包商至少23%的订单必须分配给小企业，以支持产业生态的多样性。这种机制让政府采购成为中小企业的稳定市场，减少了其对风投或银行贷款的依赖。

2. 解决融资困境：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中小企业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很多人会给你一个共同的答案：融资难。

和大企业不同，中小企业们没有足够的资产作为抵押，也没有能力进入资本市场，银行的信贷审核往往对它们不利。而没有资金，意味着无法扩大生产，无法进行技术升级，甚至连工资都难以保障。

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设立 “中小企业引导基金”，

通过政府资金的杠杆效应，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中小企业领域。

美国的 “中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 就是成功案例。

SBIR计划的主要特点是其“三阶段结构”，

在第一阶段，即可行性与概念验证阶段，小企业获得资金（通常为15万至22.5万美元，具体取决于机构），可以在6至12个月内探索一个想法的技术价值和可行性。

第二阶段是研究与开发阶段，第一阶段成功的获奖者可申请更大额度的资金（通常为75万至100万美元或更多），以进一步开发概念，通常持续两年。

第三阶段是商业化阶段，这一阶段不提供直接的SBIR资金。相反，企业需要从私营部门（例如风险资本）或非SBIR政府合同中获得资金，将创新推向市场。但政府通常作为客户，购买由此产生的产品或服务。

SBIR的成功案例包括高通（Qualcomm）、23andMe等企业。

简单来说，政府提供部分初始资金，吸引风投跟投，既降低了投资风险，又确保了中小企业获得早期成长所需的资源。

地方政府也可以建立 “区域性银行” 或设立专项贷款机制，专门服务缺乏抵押物但具有增长潜力的小企业。

例如，德国的KfW中小企业银行（KfW Mittelstandsbank）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息贷款。2020年，作为德国7500亿欧元援助计划的一部分，KfW推出了即时贷款计划，为中小企业提供高达30万欧元、100%联邦担保且利率低至3%的贷款。这些贷款旨在弥补流动性缺口，确保企业在经济低迷时能够存活，避免大规模倒闭。

3. 产业协同：

让中小企业成为大企业的“最佳拍档”

在传统商业思维里，中小企业往往被视作大公司的“竞争对手”。

但这种想法是片面的，真正健康的经济结构，应该是

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形成互补，而非对抗的关系。

日本的“工匠企业模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在日本，很多小企业虽然规模不大，却掌握着极为精细的制造工艺，比如京都的小型精密零部件厂商，它们生产的产品是索尼、丰田等巨头不可或缺的供应链环节。这种模式让小企业获得稳定订单，同时提升了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

我们的“链长制”的产业链制度也是如此。

“链主”(企业)通过自身实力在市场竞争中逐步获得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和领导权，在产业链中承担“孵化器”的角色，扶持中小企业成长。政府也设立相应的政策激励机制与资金基金计划，鼓励大公司将部分研发外包给本地创业公司，而不是全部内部化，从而形成健康的产业协同。

4. 数字化赋能：

技术红利不该只属于巨头

在今天的商业环境中，

技术已经成为决定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然而，大公司可以负担昂贵的技术工具、ERP系统，而许多中小企业却被挡在数字化转型的门外，导致市场竞争越来越不公平。

你说，现在AI大模型开源了，可以免费使用，但要知道， AI的“贵”不只体现在技术本身的价格上，更体现在实施、维护和生态支持的综合成本上。比如模型上线后，需要持续监控、优化和更新，以适应市场变化。这对中小企业来说是个长期负担，而大公司有专门的团队和预算来应对。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和科技企业联手，推出“中小企业数字化扶持计划”，降低它们的技术应用门槛。

未来的城市经济模式，

会从“大树经济”转向“森林经济”——

在龙头之外，也着重培育多层次、多样化的中小企业生态，让它们成为真正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巨头的附庸。

政府的政策导向，应该从“扶持大企业”转向“孕育创新型中小企业”，打造一个去中心化、高度适应性的商业生态。

而那些真正能够支持中小企业成长、构建多元经济生态的地方，

更有机会成为下一个全球创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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