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制造业的潮起潮落

外资在中国的急剧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港资主要转移到了深圳东莞一带；台资先是到福建，后来聚集在上海、苏州和深圳周边；新加坡资本主要在苏州工业园；韩资聚集在山东和北京；日资的聚集地则以长三角为主。他们基本没有给本地合作伙伴转移过什么先进技术，但是他们的到来为中国东南沿海提供了一个制造业聚集的生态和出口的渠道。外资的存在给了中国本土企业启发和示范；外资雇佣的经理和工程师学会了相关行业的门道，然后跳槽到民企或者索性自己创业；外资的零部件采购养大了中国供应商，从而让中国本土的品牌竞争对手也能从不断丰盈的行业生态中获得技术溢出。总之，外资的聚集在客观上带动了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快速崛起。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出口的60%是外资完成的，他们赚得了丰厚的利润。而考虑到在土地、环境、税收、劳动力、汇率、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慷慨让利，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其实是在赔钱赚吆喝。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东亚生产网络出现了一种有趣的双向调整。一方面，“亚洲制造” 被“中国制造”迅速取代；而另一方面，许多外资和部分内资都在向外转移。所谓“亚洲制造”，是指以美欧日韩掌握控股权和品牌的企业，将生产制造环节放在东南亚和中国，而将高附加值的工作环节，比如设计、研发、核心部件生产、品牌营销、金融财务等，保留在他们国内。但是，由于中国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优势、产业聚集效应以及华为、比亚迪等本土品牌制造业企业的崛起，东亚生产网络中高附加值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向中国的珠三角和长三角迁移。在2015年的世界银行春季年会上，东南亚某国的一位商务部长向听众抱怨说，亚洲制造正在变成纯粹的中国制造，中国吃上了肉，但似乎没有给邻国留出多少汤。她的这一抱怨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错的。自2012年之后，由于中国劳动力、土地和环境等要素价格的逐步上升，部分制造业外资渐渐撤离中国，如同游牧者一般寻找下一片茂盛的牧草。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80年代，日韩台新的制造业中对成本敏感的部分，曾经向东盟国家转移，92年之后被中国“吸”了过来；但是在三十年之后，东亚海洋经济体正在把他们的制造业再次从中国东南沿海向东盟国家转移，其中韩国企业表现最明显。韩国三星集团已经实现大规模的去中国化。三星手机曾经在中国市场上占据相当可观的份额，如今却几乎销声匿迹，三星手机的生产环节也大量迁往东南亚和南亚。与之类似的是韩国的汽车产业。这一方面是中国本土品牌和技术的崛起，将曾经占据更高生态位的外资企业挤出中国市场；另一方面，这个过程也是海洋性经济体的制造业企业顺应海权霸主决心脱钩断链的政策压力和产业泛安全化的时代特点，主动或被动地去中国化的过程。

了解外资在华潮起潮落的历史进程，能帮我们解释很多现象：为什么东亚生产网络的规模和能力能快速反超北美和欧洲两大产业群？为什么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比别人快很多？为什么中国制造业在很长时间内大而不强？为什么中国制造业的很多重要环节容易被人卡脖子？为什么中国每年有数千亿贸易顺差，但是外汇储备却不怎么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