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30日，第二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开幕。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蔡昉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文/蔡昉】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总体向好，但面临若干压力。其中，人口老龄化及人口负增长对经济的供给侧与需求侧均构成显著压力。这一压力在劳动力市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既表现为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困难加剧的长期趋势，也表现为短期内疫情后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新特征。鉴于此，党中央提出了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着重应对少子化与老龄化问题，即“一老一小”问题，也同样适用于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新趋势的重要讲话、党中央的部署，以及总书记关于就业问题的最新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逻辑关系：人口新趋势，包括人口负增长、少子化、老龄化及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现象，导致了就业领域的矛盾变化。

这些矛盾变化主要表现为总量矛盾逐渐缓解，但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这些新趋势与新矛盾对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需要认识和应对问题的逻辑前提。我将在此逻辑框架下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分析，特别是从人口角度探讨劳动力市场的新矛盾。

在探讨就业和失业问题时，我们通常会考虑两个主要因素：即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

我国宏观经济刚经历了一个周期性冲击。在受疫情影响的三年里，失业率大部分时间均显著高于自然失业率水平，即存在着周期性失业。长时间的周期性失业削弱人们的就业信心与就业能力，这些影响在疫情后的经济恢复过程中仍然持续存在，即所谓磁滞效应。加之其他长期及结构性因素，共同导致了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加剧。一个突出表现是，即使经济周期已过，失业率基本恢复至自然水平，即接近充分就业状态，但自然失业率本身却有所上升。从当前趋势来看，尽管失业率已有所下降，也很难再回到原先估算的自然失业水平。因此，参考学界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判断，自然失业率已有所提高。这正是结构性就业矛盾的重要表现之一。

电影《逆行人生》剧照

随着总量矛盾的相对缓解，结构矛盾逐渐显现。这两个矛盾的消长与人口的年龄结构，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结构（即16岁至64岁人群的年龄分布）密切相关。人力资源部门常用求人倍率指标，即空岗数与求职人数的比例，来衡量劳动力市场的状况。虽然高求人倍率并不一定代表劳动力市场处于理想状态，但它确实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揭示出某些就业群体受欢迎的程度及其需求的满足情况。

通过观察求人倍率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恰好与求人倍率的变化相对应。以2001年至2014年的数据为例，总量矛盾逐渐弱化，求人倍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不同年龄段的表现存在差异。

总体而言，25-44岁劳动群体越来越受劳动力市场青睐，求人倍率也最高；而16-24岁青年群体的受欢迎程度趋于降低；45岁以上大龄劳动者的就业状况在劳动力短缺严重期间一度有所改善，但随后又逐渐变得不那么受欢迎。这反映了就业矛盾的变化，即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且与年龄结构紧密相关。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呈现出U字形趋势，加剧就业结构性矛盾。这一点将在下文详述。

就业优先与人口支持政策目标要一致

利用“一老一小”大框架，可以将针对劳动力市场问题的研究和政策建议，都聚焦到以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为重点的人口发展战略的完善上面。换言之，就业优先政策与人口支持政策在目的、路径和方法上均为一致，两者可以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前，“一老一小”就业群体的规模日益显著。尽管中年就业群体仍是核心就业人群，但16-24岁人群和55岁以上人群的总和已占到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且未来这一比例还将上升，他们的就业困难将更加突出。因此，这些劳动者应是就业优先政策的重点关注人群。

无论是从人口发展战略的角度，还是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看，“一老一小”群体（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大龄和青年群体）都面临着相似的就业结构性问题。因此，我们高度关注这些群体，并致力于解决他们的就业难题。

展望未来，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来看，中年群体在总人口中仍占据较高比例，但大龄劳动人群的数量将逐渐增加。同时，虽然少年儿童人口目前占比较大，但很快就会减少，而他们将逐渐成长为年轻的就业群体。因此，解决大龄劳动者和青年就业群体的就业难题，都是我们长期面临的艰巨任务。

要完善人口支持政策体系，核心目标在于获取人口红利，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需要有相应的体制机制作为支撑。通过深化相关领域改革，在劳动力市场上实现更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进而提高居民收入，从供给侧和需求侧支撑经济增长。这是改革红利的关键落脚点。

中国人口结构的U形与就业匹配度的倒U形

基于以上大背景，我设想了一个U字形的人口结构曲线与一个倒U字形的匹配曲线，以反映我们面临的结构性就业矛盾。这一假说有待于进一步的论证和验证。

上图可以被看作一张基于经验依据和数据支撑的示意图。之所以说有经验的支撑，是因为该图系由跨国数据所得。图中向下倾斜的曲线，反映了处于人口转变最低阶段的状态，即拥有非常年轻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极端情况。这里我采用的是1950年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仅针对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其呈现下行趋势，很大部分人群集中在最年轻的群体，与人口转变阶段特征是相吻合的。

在此，我插入一个题外话。许多人在研究非洲问题或比较不发达国家的情况时，常提到这些国家的人口高度年轻化，并认为它们本应拥有充分的人口红利。然而，我认为这一观点需要纠正。因为对于人口红利的错误认识，可能会影响我们对中国人口红利未来的开启战略。

以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例，相当多的国家中位年龄仅为16岁，非常年轻，我国中位年龄大约为38岁或39岁。然而，年轻并不意味着就拥有人口红利。16岁作为中位年龄，意味着这个国家一半的人口尚未达到法定劳动年龄，根本就不是就业群体，人口红利也无从谈起。这就是图中向下倾斜曲线的内在含义。

另一方面，高度老龄化的国家，即人口转变到后期或后人口红利时期的国家，如图中向上倾斜曲线，系发达国家在205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所呈现的上扬趋势，正是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的体现。

以上两条曲线，分别表现两种极端的劳动人口年龄结构。在两种极端情形之间，还存在一个人口转变的中间状态，既尚未完全脱离早期人口转变阶段，也未达到极度老龄化的人口转变阶段，例如中国的现状。此外，中国还具有“未富先老”特征，即在尚未实现富裕时就已经达到较高的老龄化程度。这些特征综合起来，使中国处于这种中间状态。我设想这个中间状态的劳动年龄人口年龄分布呈U字形，即青年就业人群和大龄就业人群的占比都相对较高，而中间年龄的人群则有所减少。

虽然这个U字形的形状能否得到直接而显著的呈现尚不确定，但从理论上可以推断出，中国处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其人口结构最接近这种U字形。或许还未完全形成U字形，但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因此，我们将U字形作为理论特征，而非肉眼可见的特征，有助于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