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政经格局重塑的背景下，中国应如何应对？南方周末于日前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新金融大会上，国际金融论坛(IFF)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世界银行原副行长、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祝宪应邀发表全球政经格局重塑，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的机遇与挑战主题演讲时表示，在全球经济运行中，非经济因素对全球经济干扰增多。中国应坚持改革开放，对内大力推动结构性改革，消除城乡二元差距，对外谋求合作共赢。

国际金融论坛（IFF）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世界银行原副行长、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祝宪在2024年新金融大会上演讲。

祝宪表示，当前地区冲突加剧，地缘政治风险加大，世界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但讨论全球经济格局，还得从经济全球化说起。

过去三十年间，苏东发生巨变，西方经济自由派盛行，科技进步越过国别门槛，产业链逐渐全球布局。中国顺势而为进行改革开放，成为新兴市场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国家，逐步成为世界工厂。

现在中国的制造业产值约占全球的30%，超过美国、小日子、德国和韩国的总和。中国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基本消除贫困，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

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也获得长足进步。二十年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规模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之比为4：6。现在二者比例发生翻转，变成6：4。

这说明世界真的变了。很多人注意到这些变化，对经济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但我们也应该观察到，逆全球化力量逐渐变强。2008年的金融危机、近期的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深远影响，也使很多人开始质疑全球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全球贸易增速一直高于GDP增速。这是全球化的成功体现。但2008年开始，全球贸易增速已低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国际贸易已不再是全球增长的火车头，全球经济也呈现持续低增长。与此同时，虽然科技创新不断，但全球劳动率增长缓慢。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但重要一条是，全球化苦乐不均。以美国为例，全球化和科技创新的成果主要由美国东西海岸获取，即纽约的金融业和加州的高科技产业，中西部锈带不仅经济停滞，而且社会危机加深。

总体而言，当今全球政经格局正经历深刻的变革。过去三十年间，以经济自由化思潮主导的发展模式已显疲态，全球化体系也随之向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和碎片化趋势靠拢。这导致全球各国与地区的发展差异进一步加剧。在此背景下，非经济因素如政治考量、地缘安全等对经济运行的干扰日益显著，部分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另一部分则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呈现出明显的苦乐不均现象。

祝宪认为，全球化进程深刻重塑了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格局，其间伴随着不同势力的崛起与衰退。正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部分在全球化进程中失意的群体，在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及单边主义的思潮中找到了归宿。众多政客亦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社会心理趋势，借此煽动民众情绪，进一步推动相关思潮的发展。

祝宪以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为例。他认为，若将特朗普首次当选总统视为一次偶然事件，那么其再度当选的现象则难以仅凭偶然性来全面解释。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的坚实支持基础植根于美国广大的白人蓝领阶层。身为亿万富翁的特朗普，尽管其本人隶属于资产阶级，却出人意料地以捍卫工人阶级权益为竞选口号，成功赢得了选举。这一结果颇具戏剧性。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推出的贸易保护政策、美国优先口号、减少国际责任承诺以及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倒退立场等，均与美国国内政治变迁的深层次条件紧密相关。祝宪认为，与其争论，甚至希望他上任不会将对中国关税增加到百分之六十，还是认为他仅仅是将关税作为讨价还价工具，不如未雨绸缪，做好最坏准备。

概而言之，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巨变。过去30年的经济自由化思潮走向没落，当下全球供应链的投资布局不再单纯地以效率优先和比较优势为基石，而是越来越多地融入国家安全考量、地缘政治风险评估及风险分散策略。这些因素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分化，推动贸易活动趋向区域化。贸易保护主义不仅加剧而且愈加公开化，贸易争端频发并绕过世界贸易组织解决。这些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愈发复杂多变，对全球经济复苏构成严峻挑战。

此外，二战后构建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影响力逐渐减弱，面临瓦解风险，而新秩序的建立尚遥遥无期。在此背景下，利己主义的丛林原则似乎正逐渐成为主导，加剧了国际合作的难度与不确定性。全球经济治理因而更加艰难。因此，如何在苦乐不均的全球政经格局中寻找平衡点，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之中，中国经济具有规模大、韧性强、回旋余地大的特点。这是我们应对挑战的坚实底气。但也不能忽视当前周期性与结构性矛盾相互交织所衍生的重重挑战。

祝宪认为，坚持和继续改革开放，重在行动。开放上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中央领导最近提出自主开放、单边开放以及建立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这具有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在保护主义盛行，制裁加码的情况下，更是难能可贵。当务之急是应精准提炼、审慎总结几十年招商引资的经验。而对外开放政策应稳定透明，保持中性。

他强调，应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大幅度提高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服务贸易在贸易中的比重。中国经济结构中消费占比相较发达国家较低，甚至不及印度。但是鼓励消费之举当放宽眼界，不应囿于消费范畴来讨论。

虽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但中国经济中还存在许多二元状态。如果不消除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那么民众消费意愿将受抑制。为此，应该有一个逐步消除城乡教育、卫生和社保差异的时间表，就像全国脱贫那般统筹进行。在城市中，加快对进城农民工和子女提供同等民生服务。刺激他们对住房、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使其成为进一步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动力。

此外，政府要更加依赖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加快生产要素改革。大力提倡市场公平竞争，特别是为民企创造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公共资源更多向民生倾斜。在几十年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后，新的投资项目要注重效益，聚焦刚需，要约束地方政府铺摊子、刷政绩的倾向。

祝宪还称，今天面临的全球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不仅是对中国的严峻挑战，也是对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严峻挑战。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朋友和伙伴，我们应和他们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同时也要求同存异，理解各自的核心利益和不同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南方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界定。在推进过程中，切不要过多做政治化的解读。今天的国际形势不同于冷战时期，不存在泾渭分明的阵营，取而代之的是各方利益相互交织、盘根错节的复杂态势。

在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企业出海过程中，要充分理解和尊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做好当地优秀企业公民。各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各异，发展阶段和资源优势也不同，国内企业切忌把自己在国内熟悉的做法不加分析地运用到其他国家。

中国历来是出口大国，现在也是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因此也容易引起贸易摩擦和他国警惕。据统计，中国的光伏面板、锂电池、电动车、建筑机械、钢铁、功率半导体等行业生产供给能力全球领先。这说明中国产业具有较强竞争力，能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但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都想通过扩大制造业实现经济升级和加大就业率。如果这些国家认为中国的制造业有压倒性优势，有可能引发担忧，甚至导致关系紧张。中国应适度考量并关照他国利益关切，全力谋求合作共赢局面才是国际产业协作中的关键之举。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文景，实习生，马蕊蕊，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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