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医保局这次“出手”加强监管，是因为“一药双价”已成为“带金销售”新形式。目前，一些药品存在两套价格，即“底价”和“开票价”。药企先将药品按“开票价”销售给经销商，再由经销商销售给医疗机构。交易完成后，药企再把“开票价”与“底价”之间的差价返还给经销商，巨大的价格差通过虚开发票手段洗白并提现。这样一来，经销商手中就有大量资金进行“带金销售”。

过去，各级药品经销商层层加价，“医药代表”表现活跃，药品流通环节开七八张发票、加七八次价是常事。201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的“两票制”，不失为治理中间加价的好办法。“两票制”规定药品出厂开一次发票，药品卖到医院再开一次发票，整个销售环节只能开两次发票，减少了流通环节的层层盘剥。“两票制”在执行之初，在打击药品商业贿赂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值得肯定。

然而，“两票制”在执行中也遇到一些问题，尤其是，药企和中间商也在不断寻找变通手段。比如，倘若药企将“带金销售”所需资金也算作成本，进而将药品出厂价定得很高，就能绕过“两票制”的监管，从而给医药贿赂筹到资金。如此，“一药双价”就架空了“两票制”，并代替层层加价等老做法，成为药品“带金销售”的新形式。

让人担心的是，目前在一些地方，“一药双价”“带金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还出现了黑色产业链。比如，社会上出现了专门为“一药双价”提供服务的“空壳公司”，通过虚开发票，帮助配送企业获得贿赂资金。

从监管角度看，层层加价难免会留下交易痕迹，但药企让药品出厂价包含“腐败成本”，却难以发现其中的猫腻。如近年来，一些药企以人工成本和原料药价格上涨等名义大幅上调药品出厂价，就很难被定性为不合理涨价。

医药行业的专业性很强，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复杂、产业链长且交易环节多，这些因素既给“一药双价”“带金销售”以可乘之机，也给监管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但是，打击“一药双价”等乱象也并非没有好办法，比如针对原料药大幅涨价等现象，近年来相关部门没少开出巨额罚单。2023年，在市场垄断案件当中，尤以医药领域案件最为突出，罚单总额接近18亿元，约占全年罚没金额的83%。

从中可以解读出，一方面，以市场垄断来抬高药品出厂价的现象已不少见；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相关部门治理这种乱象的决心与能力。

“两票制”曾经发挥的作用不应被否定，但社会在变化，药品“带金销售”的手段也在不断演化。无论通过“一药双价”等新方式来筹集商业贿赂资金，还是通过召开学术会议或组织考察等新方式实施“带金销售”，都说明医药商业贿赂也在不断翻花样。

既然如此，治理手段也要随之而变，除了惩治医药购销腐败应始终保持高压态势，还可通过医改不断完善医药购销制度，类似将“两票制”升级为“一票制”、建立统一的药品配送制度等建议，均值得听取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