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研瞻产业研究院发布：《2024-2030年中国种业市场监测及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种业概述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的种业发展尚处于较为原始的阶段，作物品种的改良与推广工作基础薄弱，整体进程迟缓。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种业市场逐步崭露头角，并踏上了发展的征途。我国种业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以下几个重要时期：

①种业初步奠基期（1949-1977年）：这一时期，国家采取了“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体，自繁、自选、自留、自用为主，辅以必要调剂”的策略。这一体系有力地推动了水稻、小麦、棉花等主要农作物的育种工作，显著提升了作物产量、品质及抗病虫害能力。然而，受限于当时的发展条件，种业基础仍显薄弱，生产用种存在多样化但缺乏统一标准的“多、乱、杂”现象，尚未实现良种的专业化、规模化生产。

②种业加速成长期（1978-2011年）：改革开放的春风为种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初期，国家明确了“种子生产专业化、品种布局区域化、加工机械化、县级统一供种”的发展方针，并大力建设各类原（良）种场及种子繁育基地。2000年，《种子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种业正式步入法制化轨道，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随着政策的进一步放宽和市场环境的不断优化，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逐渐成为市场的主力军。特别是2010年被定为种子执法年，国家不仅重申了农作物种业作为国家基础性、战略性核心产业的地位，还出台了一系列深化种业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加速了行业的整合与规范，为我国种业向产业化、市场化方向迈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③种业现代化飞跃期（2012年至今）：自2012年起，我国种业步入了以体制改革为动力、科技创新为引领的现代化发展阶段，实现了农产品产量与质量的双重飞跃。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种子问题”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明确将其作为年度经济工作的核心任务之一，强调需聚焦种源关键核心技术，誓要打响种业翻身仗。这一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关键法律法规得到修订，不仅与国际接轨，更为中国种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撑。

为深化种业改革、激发创新活力，一系列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包括《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促进现代畜禽种业发展的意见》及《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等，这些政策旨在加大种业扶持力度，加速国家级种子生产基地建设，推动种业企业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

2021年，随着《种业振兴行动方案》的审议通过，种业发展迎来了新的里程碑。中央及国务院对种业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规划部署，构建起涵盖种质资源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企业扶持等多维度的政策支持体系，有效促进了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向优势企业汇聚。

进入2022年，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关于扶持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发展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企业在种业振兴中的核心地位，提出要培育一批集核心研发力、产业带动力、国际竞争力于一身的领军企业及“隐形冠军”，旨在快速形成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优势种业企业集群。

种业市场分析

我国种业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强劲实力，其市场规模仅次于美国，稳居世界第二的宝座。相较于成熟的海外市场，我国国内市场蕴藏着更为广阔的发展潜力和机遇。随着生物育种技术的不断突破与广泛应用，我国玉米、大豆等关键农作物的种子市场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扩张期，预计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为种业企业带来丰厚的市场回报。

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观念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日常消费水平的提升上，更体现在对食品品质与健康需求的日益增强上。在此背景下，高端蔬菜种子因其独特的品质优势和市场潜力，正逐渐成为消费者追捧的对象。预计未来，我国高端蔬菜种子的市场需求将迅速攀升，为种业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种业市场规模1338.53亿元，2023年中国种业市场规模1381.72亿元。2019-2024年中国种业市场规模如下：

种业产业链

从农业种植的整体产业链视角出发，种子产业位于最上游，涵盖了种子的科研研发、精心培育直至采摘收获的整个周期。进入种业内部细分，产业链可划分为育种、制种与销售三大紧密相连的环节。其中，育种环节作为核心驱动力，承载着技术创新与品种改良的重任；制种环节则紧随其后，是种子从科研实验室走向市场成为商品的关键过渡，涉及种子的规模化生产与质量控制；最后，销售环节通过广泛的经销商网络和零售渠道，将优质的种子产品送达农户手中，完成从研发到应用的闭环。这一流程不仅体现了种子产业的价值创造过程，也凸显了各环节间协同合作的重要性。

种业市场规模预测

预测，2024-2030年中国种业市场规模平稳上升。预测，2030年中国种业市场规模1656.54亿元。2024-2030年中国种业市场规模预测如下：

种业发展趋势

1）品种审定标准升级，优质种业企业优势日益显著

我国农作物新品种从选育成功到市场应用，必须跨越品种审定的门槛。这一过程要求申请审定的品种经历严格的品种试验，以确保其性能与品质。早年间，随着育种主体的多元化和企业育种实力的增强，申请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数量急剧增加，原有的两级试验体系面临巨大压力。

为应对这一挑战，自2014年起，原农业部积极推进“放管服”改革，不仅拓宽了试验渠道，增设了良种攻关、联合试验体、绿色通道、特殊品种试验等多种试验形式，还鼓励自主试验，有效缩短了试验周期，减少了排队时间，极大地加速了品种审定的进程。然而，这也引发了行业内的低质化竞争和产品同质化问题。

为了引导行业健康发展，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于2017年，摒弃了单一的“高产”评价标准，转而注重品种种性安全，强调综合性能，修订了《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国家级）》。2021年，更是针对稻和玉米两大主要作物，发布了更为严格的审定标准，旨在提升品种质量，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激发育种创新活力，推动突破性品种的诞生。这一年，通过国家和省级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数量均实现了显著增长。

审定标准的提升，为市场带来了正面效应，促使行业回归良性竞争轨道。更多的优质品种通过审定，不仅丰富了种业企业的产品线，还为其在优势区域拓展市场份额、提升产品竞争力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随着政策对自主试验资格的严格限定，审定资源逐渐向具有实力的龙头企业集中，那些产品同质化严重、结构单一的企业将面临更大的经营压力和利润空间压缩，逐步被市场淘汰。

2）在全球粮食供需关系持续紧绷的情境下，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生物育种技术的产业化落地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警示我们，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土壤正面临退化危机，这不仅削弱了土壤肥力，还降低了作物的营养品质。同时，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特别是俄乌冲突的升级，严重扰乱了全球粮食供应链，加剧了粮食供应的不确定性。受俄乌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冲击，全球已有超过20个国家采取了粮食出口限制措施。极端天气导致的粮食减产、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更是让全球粮食安全问题雪上加霜。

面对供给减少与需求上升的双重压力，全球粮食价格不断攀升，粮食进口成本的增加更是进一步放大了粮食风险。在此背景下，保障粮食安全，特别是确保种源安全，已成为关乎国家安全的重大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以提升粮食作物单产水平和培育高品质新品种为核心，牢牢守护国家粮食安全底线。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农产品价格的飙升、国内饲料原料供需缺口的扩大，以及病虫害等挑战，均凸显了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性。生物育种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作为提高作物产量、增强作物抗逆性的重要手段，其加速推广已势在必行。据农业农村部数据，尽管我国农作物种子贸易额持续增长，但进口额远高于出口额，贸易逆差显著。这表明，在种业领域，我们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生物育种技术的发展，不仅是推动种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更是提升我国种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通过转基因技术等手段，我们可以有效提升作物单产，缓解我国耕地面积有限的压力，降低对进口农产品的依赖，从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因此，加快生物育种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对于实现我国种业翻身仗、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