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丹丹丨学术期刊国际化的功能实现与路径探析
学术期刊在中国国力不断提升、学术实力持续增强的背景下,在全球知识体系形成中承载着重要新使命。新时期的学术期刊国际化,使学术期刊成为提升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文化载体,使“国际化”成为助推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外部动力,也为学术全球化发展提供供给平台。在学术期刊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战略规划层面、结构互构层面和可持续发展层面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我们不断深化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理论认识,厘清学术期刊在国际化过程中的自我定位,加强人才队伍等配套建设,为加快学术期刊国际化进程提供积极行动和系统支撑。
学术期刊是学术交流和传播的主要载体,其天然的媒介属性使之追求传播范围、交流程度、影响力度的不断优化;而语言、文化、地域的不同,又为这种优化设置了边界。全球知识体系的兴起和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需要,为学术期刊作为媒介的本能性和局限性冲突赋予了新的意义。学术期刊国际化,不仅意味着学术传播交流的圈层扩大和影响力提升,而且意味着国际知识新秩序的生成。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学术期刊在中国国力不断提升、学术实力持续增强的背景下于全球知识体系形成中承载的新使命。厘清学术期刊国际化的内涵现状、功能定位和问题挑战,提出具体的实施路径,是我们履行好这一使命的理论责任。
学术期刊国际化的内涵与进程
(一)学术期刊国际化的内涵界定
目前,全球学术期刊国际化的进程总体上并不相同,国际上也没有明确的领导者或组织、标准[1],它是一个相对融合互构的过程。因此,在宽泛意义上,学术成果呈现和交流承载平台跨越国家边界,从而提高国际学术影响力的活动都可称为学术期刊国际化。其中,“国际化”中的“国际”强调突破国家界限,面向全球发展。在地理和要素构成上,它是一个范围;在质量要求上,它更是一个标准。范围的界限与标准的高度并没有具体限定,比如:以往研究中的学术期刊国际化,基于地理上的“国际”主要指向西方发达国家,这也导致所谓的“国际化实质上是英美化”的质疑声不断涌现;基于要素构成的角度,学术期刊国际化则“一般包括论文选题国际化、出版语言国际化、同行评议和编委会国际化、出版规范国际化、传播和服务国际化、期刊编辑出版人员国际化等”[2];质量要求是国际化的实质和目的,它是刊载学术文章与研究成果世界一流水平的标志。许多期刊通过加入国际知名数据库来完成国际化进程,也是基于获取质量认可的路径需求。“国际化”中的“化”则体现动态性。动态性不仅表现在相互交流——在国内外学术中“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性,而且体现为正在生成——生成的意涵在于不断变化、累积、更新。在国际化进程中,某一个要素具有国际性是国际化的一个链条,是“化”的过程;规范、语言、人员全方位具有国际性也是其中的链条,是“化”的结果,学术期刊国际化的概念在不断发展中。在要素意义上,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已经具有了学术期刊国际化的意识,集中在学术规范、编委会成员等层面;而站在新发展理念的角度,如今学术期刊国际化的概念则更强调质量与特色,关注对全球知识增长的贡献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二)传统学术期刊国际化到新时期学术期刊国际化的发展进程
在学术国际化发展中,我国经历了从全盘接受到有分别地吸收、从“听”到“说”的过程。学术期刊国际化的发展紧跟学术发展政策,同样经历了从“引进来”到“本土化”,再到“走出去”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进程很长,但前后期的特征、目标、结构都不尽相同,又相互联系。从逻辑发生上,它自然地形成为发展中的“秩序系统,有其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并进行着由无序到有序,由简单到复杂”[3]的过程,这赋予其阶段性意义和特征。依据阶段性特征,我们可将其划分为传统国际化和新时期国际化。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为学术期刊国际化的最初阶段,以发表译介性文章和向国际知名作者约稿为主。伴随着大量西方理论的引进和国外学术著作的翻译,一些国外理论成为学者的研究焦点,学术研究成果通过译介的形式出现在学术期刊平台,是这一时期学术期刊国际化的集中表现。就教育类期刊而言,《教育研究》发表了大量聚焦国外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译介性文章。例如,滕大春的《美国师范教育的改革》、吴康宁的《日本教育社会学的历史和现状》等,吴文侃译巴班斯基的《论教学过程最优化问题的研究特点》、邵瑞珍译布鲁纳的《〈教育过程〉再版序言》等。随着学术交流的增多和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也有一些学术期刊会向国外知名作者少量约稿,这一做法一直持续到今天。在这一阶段,还有一些以国际内容和视角为主的专门期刊得到迅速发展。比如,早年创立的《比较教育研究》《外国教育研究》等在20世纪80年代都有较大发展。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为中期发展阶段,表现为要素国际化。在国际学术理论内化阶段,学术期刊多表现为要素国际化,即编委会成员的国际化、规范国际化。大多数学术期刊都进行了规范上的调整,如在英文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等方面都有体现。国际作者约稿比例加大,很多期刊设立了国外教育或比较教育专栏,特别是一些专门期刊更是加大了其中的偏向。这两个阶段,在特征上表现为期刊国际化发展的原始初期性,局限在部分要素、部分环节的调整,碎片化、自发性强、进程缓慢;并且主要以引进和对标为主,受众是国内读者,可被看作传统学术期刊国际化。
21世纪初至今,是从学术期刊英文化到收录进国际数据库的新时期。这一阶段,国际化程度逐渐加深,对国外学术期刊的形式和运作进行整体性关注。伴随着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走出去”政策的出台,中国学术期刊在语言形式上向国际看齐,创办英文刊。2000年后,不仅出现英文人文社科期刊创办热潮,而且以收录进国际知名数据库如Web of Science、Scopus等作为英文办刊方向与目标,从而提高期刊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根据统计,我国英文社科期刊2001年之后开始加速发展,2011年至2020年新创期刊18种,约占英文社科学术期刊总量(38种)的一半,但只有China & World Economy和 Journal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被SSCI收录[4]。可以预见,未来发展阶段,在我们的学术期刊整体质量提升和学术期刊国际化体系建立起来的同时,可以吸引大量的国际高水平高质量的文章投稿,形成期刊建设和学术发展的良性循环。这一时期,由于表现为许多学术期刊国际化发展成熟阶段的新特征和相对整体性、系统性的发展理念,有统一的政策引导和行动倾向,国际化进程加快,明确目标为参与全球知识体系的生成,在知识新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可以称为新时期的学术期刊国际化。
新时期的学术期刊国际化,是对传统国际化的转型,也意味着对速度节奏的调整。我们应在主动建构和加快进程上把握题中应有之义,有效促成其功能实现。[gf]2003[/gf]
新时期学术期刊国际化的功能实现
新时期的学术期刊国际化,在于确立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也是基于我国学术发展的自身需要。2000年以来,学术期刊发展走向以及出版“走出去”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开启了中国出版国际化的发展历程,也开启了学术期刊国际化的新篇章。新时期的学术期刊国际化,具有新的实现目标、特征指向和功能定位。
(一)学术期刊成为提升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文化载体
学术话语权,即在学术领域内所具有的主导性、支配性地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伴随学术快速“与国际接轨”的,是我国在国际学术发展中表现出的“话语逆差”:不仅学科话语体系中的概念、表述、符号大量从西方输入,逐渐形成西方学术话语更具优越性的社会性心理,而且国内的学术概念和话语鲜见有原创性的产生并向国际输出。这在无形中确立和认同了西方学术话语在国际上的支配性地位,以及东西方学术话语不平衡的格局。
在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话语成为软实力的货币”[5]。一个国家的发展,在经济、科技成为其实力后盾的同时,话语也演绎为其影响力和权力的象征。一方面,作为“权力”的学术话语体现了权力的非强制性特征。其传递符号、思想、知识、信息,以柔韧、无形的方式来弱化强制和压力,消解权力可能引发的反感和敌意。这一过程提升了权力的吸引力,降低了权力的代价和成本[6]。因此,在我国国家各方面实力不断提升的前提下,为了扩大国际影响力和文化吸引力,体现文化自信和国际学术话语权的软实力是不容忽视的。另一方面,文化软实力既可以体现在大众层面,也可以体现在文化精英层面。一种文化在文化精英层面的影响力,则更直接地确证着这种文化软实力的强弱。学术话语权便是一种文化在文化精英层面影响力的直接体现。一个国家如若没有国际学术话语权,就缺乏在国际范围内影响他国文化精英的能力[7]。
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实现,离不开包括概念、范畴等一系列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同时,国际学术平台的搭建、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的桥梁纽带作用也亟须确立。学术期刊作为学术评价的平台,可以作出哪些学术成果具有价值,哪些学术研究有理由被复制和再生产的判定,从而在国际学术领域确立谁有权力说话、“什么可以说、应该怎么说,以及在这些话语规范之中,哪些传播行为必须或可能达成”[8]。作为学术传播的载体,学术期刊国际化是中国学术能够在国际上发出自己声音的通道,这不仅意味着国际学术平等交流,也代表着制定规范的力量。正如约瑟夫·奈指出,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建立与其社会一致的国际规范,它就有可能更少改变自己,而且无须使用强制性的硬权力,从而降低自己的代价[9]。目前,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声音还很微弱。《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8)》显示,我国共有英文科技期刊330种,中英文双语科技期刊123种[10]。而在被SSCI收录的几千种期刊中,欧美国家的期刊数量占据绝对优势,而我国占比很少。因此,要想提升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学术期刊需要借助期刊发展国际化的阶段优势和政策优势,找准发展定位和操作切口,填补其间的落差和空白。
(二)“国际化”成为助推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外部动力
质量是期刊发展的生命线,高质量发展更是现阶段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对学术期刊提出的时代要求。但在当前,我国学术期刊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不仅影响期刊建设的高质量进程,而且限制其整体品质的提升。一些植根于长期内部循环而积压的问题,可以尝试通过加快国际化进程的外部循环思路来畅通理顺。在这个意义上,高质量发展和学术期刊国际化是相互推进的。在学术期刊走向国际化中能够进一步推动其高质量发展;同时,高质量发展也有利于学术期刊更快更好地走向国际舞台。
首先,学术期刊国际化有利于创造更加健康的学术生态。“学者、学术单位、学术圈、学术界为其大小不等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态,形成不同的结构和功能,与外界环境发生不同程度和方式的物质、能量交换以及精神、心理感应,组成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复杂系统。”[11]期刊群长期在国内有限环境“作者—评者—编者”式的同行内循环中发展,很容易形成“圈子文化”“熟人文化”,带来学术失范和沉疴,从而导致学术期刊评价的公平性与公信力出现问题。同一学科内,无论是相对有影响的作者,还是同行评议中的评审专家,国内的研究队伍和项目内容基本上是透明的,即使是盲审也难以规避研究内容“眼熟”。这样的评价环境,并不利于学术期刊长期发展中的质量提升以及学术繁荣。学术期刊国际化过程中,相对宽泛的评价环境、利益不太紧密的学术关系,反而有利于创造公允的外部评价环境,形成健康的评价机制。
其次,学术期刊国际化有利于规范期刊评审制度。近年来,在编审程序越来越规范化和健全化的过程中,我国仍有一些学术期刊还处于传统的工作模式中,在制度建设和规模发展上存在不完善和滞后现象。比如,缺少同行评议制度或者同行评议范围有限,在信息化高速发展过程中融合发展平台建设迟效。在从业人员要求上,入口边界模糊、素质参差不齐,长期处于专业性和职业发展空间“双受限”的层面。一方面,学术期刊国际化不仅能够在同行评议等程序的专家来源上提供支持,而且也通过高度竞争的环境倒逼国内学术期刊质量发展,健全相关必要程序,提高对从业人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通过相应渠道和安排提高国际期刊交流频次。这些对于国内学术期刊发展的制度健全都具有助益作用。
最后,学术期刊国际化有利于高水平的作者队伍回流。目前,国内高水平的作者流失较为严重,特别是年轻学者,很多接受的是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学术训练,拥有更多的学术交流机会,加之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评价导向也倾向于更加认可国际期刊,因此学术成果外流已呈现一定趋势。为了吸引和留住高水平作者,学术期刊也应当保持更加主动的态度,在国际化的进程中与更多高水平年轻作者主动对接,形成良性循环。
当然,学术期刊自身的许多问题不是都能依靠“走出去”来解决,但是加快国际化进程的确能带给我们更新的视角、更开放的环境、更异质性的样态,从而促进学术交流和繁荣,激发期刊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三)“学术期刊国际化”为学术全球化发展提供供给平台
学术期刊既为学术发展搭建有效平台,同时也参与学科建构和知识增长。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学术发展、知识生产跨国流动的频繁化常态化成为可能,并且促成全球知识体系的形成。“目前我们尚处在统一的全球知识体系兴起的开端,这一知识体系由交叠的网络和平台组成,其特点是不断膨胀、全球规模和互联互通。”[12]知识体系的全球化趋势对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建设提出迫切要求。学术期刊国际化不仅是学术国际化的一大表征,更是以办刊促进学术学科发展国际化的重要路径[13]。
首先,作为知识生产链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期刊国际化决定学术国际化进程。从知识制度的组织形式来看,“知识生产的产品以信息的形式存在……与物质产品的可消耗性相反,知识产品在传播、使用和消费的过程中不但不会被损耗,而是在此过程中展现可继承性、稳定的可持续性,并且通过不断地积累实现知识的增长甚至创生。在此意义上,知识生产并不仅仅局限于知识的产生过程,在此以外的知识传播、交流、分享与应用都是知识生产的重要过程”[14]。它不仅通过知识传播实现知识生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实质性的知识生产过程,并具体体现在知识生产和加工关系上。无论是微观上一个观点、一篇文章的互动生成,对问题的早期介入、持续跟踪,还是宏观上通过学术刊载反映的价值观、内容引导所规定的学科和学术发展方向,都体现了学术期刊对知识生产的深度参与。因此,知识体系的全球化、学术发展的国际化,客观上都要求学术期刊不仅要跟上知识体系全球化的步伐,把握学术发展国际前沿,了解国际学术话语方式;而且要主动作为,先行创设和尽快探索出一条具有国际视野、熟知国际规则的适合且有利于我国学术发展国际化的平台和道路。
其次,通过规定标注知识生产的质量等级,学术期刊国际化影响学术国际化水平。有学者将学术期刊的基本功能概括为注册登记功能、评估鉴定功能、传播功能、存档功能四个方面[15]。其中,评估鉴定功能的作用在知识产品数量高速增长的今天尤为突出。当前,学术期刊的评估功能可以被理解为两个层面:一是通过对稿件的录用、退稿等,评价学术成果可进入性。二是期刊本身的分级导致的附加评价功能,即根据期刊发展等次将学术成果质量分成不同等级。而在这种等级划分中,是否能进入国际平台或被国际数据库引用,一般被当作含金量相对高的等级,在学术认定和学术交流中具有优先性;也由于其更加开放或有更加宽泛的认定范围,相对于国内期刊具有一定优势。因此,在知识体系全球化和学术发展国际化进程中,学术期刊评估功能和等级的局限,会限制国内学术发展水平。国内知识生产的不断增长对学术期刊的评估能力不断增强、评估范围不断扩大、评估功能更加全面提出要求,倒逼学术期刊不断发展,加快国际化认定能力,掌握国际化认定标准,提升对知识的等级评估资质。
新时期学术期刊国际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在学术期刊国际化过程中,“化”是一个不断动态生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个阶段具有不同特征,也存在不同的矛盾冲突,可以分为战略规划层面、结构互构层面和可持续发展层面的问题与挑战。
(一)战略规划:系统思维与整体设计
目前,国内期刊纷纷将国际化当作提档升级的契机,但在前期系统设计和策略储备层面依然很含混,对“什么是国际化”“如何国际化”的理解莫衷一是,采取路径和预设目标也各有不同。
在概念认定上,有依循传统国际化将作者国际化、编委会成员国际化等国际性元素作为评价指标的,也有寻求新时期国际化将英语语言作为国际化外在表现的;有翻译汇编类,也有原创英文类;有将创办英文期刊作为终极目标的,也有将加入国际知名数据库作为实现目的的。由于专家、语言、平台等资源都来自欧美发达国家,有研究指出目前大多数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实质上是欧美化。因此,虽然在形态表现上学术期刊具有了更“先进”的形式,但在国际化进程中的学术主体性地位却备受争议。
在存在形式上,有直接以英文期刊为形式存在于国内的,也有以学术外译的形式“走出去”的;有本土期刊英语化的,也有强调国际投稿等区别的。毕竟,中国SCI期刊发表论文数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1.45%,而中国作者发表SCI论文数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25.85%[16]。许多相互抵触的方向尚未厘清却已先付诸行动。
在实施路径上,加入国际知名传播平台、依托成熟数据库实现资格确认,一直被视作学术期刊国际化的有效路径,也被形象地称为“借船出海”。例如,2021年《教育研究》的第一本英文集刊即以同施普林格出版社合作的形式出现,但这种形式的困境在于只能被动接受国际知名数据库的评价、设计和收录,主动参与机会少且处于语言劣势地位。随着国内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造船出海”成为自力更生的一种新选择,但其成本较高且与国际主流平台发展有差距,受众认可度不高,因此在路径选择上陷入两难境地。
总体而言,无论从概念认定、存在形式,还是实施路径上,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化还处于单兵突进、碎片化发展、实践先行的阶段,缺少系统化、整体性的布局谋划以及相应的理论研究和支撑,缺少对期刊国际化实质的把握,也缺少对“为什么要国际化”这一功能定位的深层次理解。这对实施有序的学术发展国际化战略,把握学术的主动权、主体性都造成一定阻碍,成为我国学术期刊加速国际化进程的重大挑战。
(二)结构互构:文化对接与规则制定
在加快推进学术期刊国际化的进程中,与传统国际化做法相比,我们在新的进程中肩负着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表达中国学术话语的使命,即在不断传播、表达、交流中与学术传播旧秩序结构互构,生成一个新的国际学术格局。这种新的国际学术格局生成是动态性的,面临着文化区隔和规则冲突。
首先,在文化上,新的表达和生成不仅止于“说出”的权力,而且还意味着“被理解”。语言的差别、讲述方式的隔阂都是形式上的外在表现,而文化的区隔和不同,则是学术期刊国际化过程中理解屏障的突出问题。同样的理论,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阐释出来很容易,转换语境传播出去便让人费解;在中国本土具有普遍适用性,离开中国文化后其效用性很可能减小。霍尔将文化视为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选择性屏障,文化驱动着我们注意什么、选择什么、忽略什么[17]。由于理论表达中共同性与共通性的缺乏,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原本艰涩的学术语言在传播中很难被理解。相对于思辨和分析的理论建构的国别差异,数据、案例阐述是过去常用的共通性较强的一种方法。此外,也有学者提出用情感去沟通[18]。例如,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引起情感共鸣。那么,如何通过专业的、理论的、学术的方式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文化,成为新时期办刊国际化的一项必须思考的工作。
其次,在结构生成中,国际期刊规则制定也需要更进一步的突破。从宏观的全球知识发展规律来看,欧美等西方国家较早完成了“知识原始积累”,成为世界出版业的中心,人文社科期刊分布、引用等逐渐被这些中心国家和地区主导[19]。在学术期刊国际化过程中,我们现有的做法更多是遵循既有规则预设,努力修改自己的“边缘”去适应和迎合规则以获得认可。这种做法依然没有超出追寻既定国际学术规则框架,并且忽视其动态生成性,不仅使我们容易陷入不断追随西方的困境,“效仿西方知识生产策略和标准”[20],而且造成不同发展阶段的节奏和差异出现紊乱。在新的进程中,如何把握好既能继续参照国际节奏,又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新模式,比如对于开放获取的态度,这对我们自己的发展特点和承接能力都是一种考验。
(三)可持续发展:人才供给和机制设计
在前期研究与中期生成问题解决的基础上,要想获得学术期刊国际化的长期有序发展,就要涉及它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即人才供给和机制设计的保障功能需要跟得上。一方面,人、财、物三项保障资源中,最重要的也是目前面临比较大困难的是国际人才的稀缺,或复合型人才需求的短缺。如何解决稳定的熟悉国际学术规则、精通语言文化转换,同时又具有一定专业能力的队伍问题,是学术期刊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基本的持续性问题。另一方面,如何让人、财、物合理地运行,符合学术期刊国际化进程的需求,国内的体制机制还存在着需要冲破的藩篱、需要调整和创新的部分。
人的问题,既是需要通过学术期刊国际化解决的问题,也是国际化进程中自身需要的要素问题。人的要素是因也是果,成为制约学术期刊国际化发展的无解式循环。国内编辑行业本身的从业人员素质就存在数量和质量缺口,而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又对编辑素质提出了更加复合和多元能力的要求,编辑的专业发展空间本身有限并且设定不清,这些矛盾不断堆积,导致学术期刊国际化发展后续动力不足。
合理的机制,决定了期刊国际化各种要素的稳定运行。目前,许多制度设定并没有给学术期刊国际化提供有利的发展空间。一是科研评价导向的不利。各个高校或科研单位将国内的英文期刊发表设定在什么类型和等级,还处于比较模糊的地带。二是国内英文刊申请不易。目前,相当数量的英文期刊都是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国内期刊刊号实行比较严格的审批制,初创的英文期刊实际上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够获得审批。这些都是影响学术期刊国际化长期持续走下去的后台和后续保障问题,需要稳定顺畅的制度设定,而不是“一事一议”的“打补丁式”解决方案。
新时期学术期刊国际化的实施路径
(一)深化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理论认识
在学术期刊国际化的整体进程中,我们应该时刻保持一种清醒的理念认知,即学术期刊国际化的目的不仅是“走出去”,也不仅是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声音,而且是学术高质量发展,将中国学术质量提升到世界一流水平。这也是能够让期刊长久“走出去”和增强话语权威性的基础和前提。可以说,不管是以英文期刊为形式,还是为加入国际知名数据库这个目标,抑或增强国际学术规范,都是为了能通过规范的对标、语言的统一、平台的提升等国际化路径将更好的学术成果展示给世界更大的范围,为了改变中国在国际知识体系划分中相对边缘化的地位[21]。从这个意义上讲,形式英文化、作者国际化、稿件来源全球化,是通过各个指标不断与世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趋同,从而能够实现对话的路径;学术期刊特色化本土化通过比较优势来实现跻身全球同等层次学术群体以实现自身价值,也是在国际化过程中达成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有效路径。质量的提升才是学术期刊国际化的核心和目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理念来展开并服务于此。
缺乏这个核心认识,是长期以来只行动缺少反思的结果。因此,我们要在目前实践先行的基础上,加强和深化学术期刊国际化的理论研究。实践碎片化、相互矛盾、缺少方向、缺乏系统的理论反思,可能导致事倍功半。明确我们的核心目标,调研其他国家学术期刊国际化的发展情况,了解学术期刊全球化的进程和困境是理论研究的重要指向。而且,学术期刊国际化并不是最终目标,学术期刊是学术发展的平台,是为学科学术建设服务的。围绕质量提高这一核心,主动参与学科建构,以期刊质量带动学科学术质量发展,建构学术发展的整体思维观,是学术期刊国际化的根本方向。只有这样,学术期刊和学术发展才能相互促进,共同走向国际高水平。
(二)厘清学术期刊在国际化进程中的自我定位
如何处理与他者的关系,也是学术期刊国际化的关键。由于文化区隔、意识形态差异、期刊国际地位不同等,在学术期刊国际化过程中,无论是过去的“引进来”,还是正在进行的“走出去”,或者是期刊要素“引进来”,学术话语“走出去”,都会面临在“自我”和“他者”之间产生文化冲突、理论适用、关系调和等问题。在过去“引进来”的过程中,存在的“盲目崇拜”“缺乏自信”是一种偏颇,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存在如何使学术和话语让世界更好地理解接受的困惑。事实证明,无论过度加强哪一方的权重,都会使国际化道路陷入泥淖,这就需要在国际和本土之间掌握基本的平衡,在具体实践中运用智慧。
在“引进来”的过程中,以往的偏颇在于对国外理论的盲目套用和追崇。学术和学术期刊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可以放在理论空间转型即国外理论本土化上。学术引进要考虑理论创新,研究理论如何在本土情境下起作用;学术期刊作为发表平台,可以在选择发表什么样的比较性研究,以及理论的本土适用性上作出判断。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让国外受众理解和接受中国话语,学会用客观的学术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具备全球性眼光,是一条重要路径。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化“还停留在‘术’的层面……由于缺少开创性的文化传播理论支撑,不仅没有实质性触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传播旧秩序”,而且被抨击为“强行赋予其像楔子一样渗透进西方的价值观的战略意图”[22]。在这一过程中,学术期刊需要主动引导和培育采用适切话语方式的研究成果。此外,对有价值的稿件中的“价值”进行重新认识,站在更高远的视角审视,基于本土来探索和研究什么样的内容和选题是具有全球知识贡献度的。具备全球格局和眼光,注重理论解释和转化,是学术期刊明确定位和路径、提升国际话语权的精髓和有利方式。
(三)加强人才队伍等配套建设
人的要素是学术期刊国际化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目前的稀缺资源。学术期刊国际化需要大量复合型人才,需要既有开放的国际格局,又有敏锐的政治意识;既精通他国语言,又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并且能够组成一支优秀的团队。目前,国内对编辑岗位的认定还处于模糊状态,从要求到待遇都不够重视。因此,在学术期刊国际化的进程中,需要与高校积极合作,有意识地培养复合型人才,设立相关专业;转变对编辑的地位认识和角色要求,编辑不是专门为他人做嫁衣的角色,也不是学术发展的辅助,而是能够达到与专业学者一样的高度,因为编辑也参与学科发展建设,是理论创新与知识生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与“专”相比,他们更偏重于“博”;在职业晋升和机制设置乃至人才发展政策上,也要进行相应的倾斜,适时突破目前体制机制的障碍,增加编辑人员国内外交流培训、参加国际会议、了解国际学术发展前沿的机会。此外,国际评审一直是我国学术期刊努力的方向,但有相应的实现难度。在配套建设中,评审人的缺乏是一个重要方面,相应机制缺乏是另一个方面。如何在机制设置上调动国外学者的积极性、保证学术评价的严谨性、把握审核的方向性等,都需要作出大量相应的实践探索。
注释:略。
作者:郭丹丹,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研究》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副编审。
来源 中国编辑
作者 郭丹丹
编辑 伍尚邱葛
二审 肖志岩
三审 祁定江